明代理学家苏浚在《鸡鸣偶记》一书中，曾将朋友分成四类。他说：“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和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就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活来说，可资借鉴的是前面两类友情，需要规避的则是后面两类关系。如何避免“昵友”与“贼友”异化党内同志关系？这就需要警惕和遏止棒杀与捧杀。

　　棒杀，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棍棒杀人。在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棍棒确实存在。所谓“廷杖”“杀威棒”“军棍”等，此之谓也。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年代，不但实物形态的棒杀沉渣泛起，言语形态的棒杀，如“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等，也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活甚至整个社会生活。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已重返民主政治和法治的轨道，虽然不能说棒杀特别是言语形态的棒杀已经绝迹，但棒杀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土壤，从总体上说已不复存在了。相形之下，今天更需要警惕和遏止的，乃是捧杀。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

　　吹捧有程度深浅之分、危害大小之别。一些人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着眼点在“捧”而不在“杀”，主要目的是取悦领导，让领导为自己“加官晋爵”“开绿灯”。这种行为和风气当然属于“不良政治生态”，应被列入治理整顿的范畴。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其危害尚不及于捧杀。东汉应劭所撰《风俗通》一书中载：“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这可能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捧杀较早的一个典故。从中不难看出，“观者快之”是因、是“捧”，马“至于死”是果、是“杀”。对于马来说，为“观者”的“捧”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危害可谓无以复加了。

　　在这则典故中，“观者”的“捧”是否出自真心、其意是否在“杀马”，我们已无从考证。但在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人对领导干部的吹捧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往往极尽夸张之能事，将略通文墨捧成“才高八斗”，将有所作为捧成“劳苦功高”；或者指鹿为马，将专横武断捧成“有魄力”“有威望”，将奢侈享乐捧成“不拘生活小节”“懂得享受生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把领导干部“拉下水”，使其居功自傲、独断专行甚至陷入贪污腐化的深渊，从而任吹捧者“驰驱”，成为其搞利益输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工具。其结果往往是“杀”，即断送了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从以往诸多领导干部“落马”的案例来看，这种教训可谓沉痛。

　　捧杀之所以能得逞，盖因“捧”者的身份与言辞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迷惑性，正所谓“大奸似忠”“口蜜腹剑”。这类人很善于揣摩一些领导干部的心思并投其所好，从而给这些领导干部“自己人”“靠得住”“会说话”“能办事”的印象，不知不觉陷入其精心设计的“迷魂阵”“温柔乡”中。同时，从党内纪律和法规的角度说，目前尚难对捧杀者的身份与言辞进行明确定性和追责。因此，警惕和遏止捧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法规和制度，另一方面需要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远离“昵友”“贼友”，亲近“畏友”“密友”，不断净化自己的“朋友圈”，弘扬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诚可谓用心良苦、语重心长。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