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城市的发展之基。对于一个城市而言，诚信是无价之宝，是金字招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这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一环。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讲信修睦”，这不仅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更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圭臬，是为人之本、处世之方、立国之基。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安定的道德基础，是每一位公民的立身之本。

　　古语记载，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寓指讲究信用，睦邻修好。《礼记》中将“讲信修睦”视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要调整相互间的关系，达至亲密和睦这一境界的关键就在于以“信”为优良美德和思想传统。何谓“信”？据《说文解字注》，“信，诚也。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信”是一个会意字，其本义是以言语取信于人。正所谓“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由“信”之本义引申，“信”意味着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多元并存，他们虽对个人的穷通荣辱、国家的治乱兴衰怀持着各异的思想与态度，但诚信却是他们共同推崇的道德准则。

　　从个体层面而言，“信”是人格基础，是立身行道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将“信”视作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德行。孔子认为，重允诺而言必信是君子人格的内在要求，可以作为衡量君子的标准。在他看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一个人若不讲信义，恰似车无轴轮无法运行一样，就无法在社会中立足。正如朱熹所言：“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为了不失信于人，面对他者的请求，必须仔细估量、考虑，不能急着应允。当一件事既处于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又合乎道义，方能允诺他人。

　　从社会层面而言，人们对“信”的恪守是维持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社会由个体的人组成，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有序，是否和谐。“信”是社会的黏合剂。惟有社会成员间实现互信，整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在经济活动中，经营者诚信为本，货真价实才能赢得消费者信赖，长久获利。商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但只重个人利益，罔顾整个社会效益，尤其是摒弃道德的获利方式难以持久。中国古人将“信”作为经商原则由来已久，形成了“市不豫贾”“贾而好儒”的商德文化。中国传统商德讲诚信、重道义，将义与利结合，其中尤以诚信为重。荀子力赞“良贾”，认为“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管子曾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明确指出商德的根本就是诚信。吕不韦更是将良好的商业道德看作是“万利之本”。

　　从国家层面而言，“信”是政权稳固的基石。信德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从道德意义进一步扩展至处世、治世的重要伦理原则，成为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重要抓手。“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对国家而言，诚信犹如宝器，在为国从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思想重道德，将道德原则放在论政的首要位置，其中尤以政治诚信为重。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内在规定了为政者必须要讲诚信。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曾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将“足食”“足兵”“民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子贡的追问下，孔子指出若迫不得已只能取其一，那就“去兵”“去食”，而必须保留的是“民信”。在治政的三个要素中，政府的公信力远比兵马、粮草重要。“民无信不立”，“信则民任焉”，一个政权若不能取得百姓信任就会垮掉，而惟有以“信”为基石，才能得到百姓拥立。国之本在民，“取信于民则王，欺之于民则败”，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