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数据信息库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及案例

一、城市社区治理之相关讨论 3

【探索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新模式】 3

【城市社区的“五层次需求”与治理结构转换】 5

【从“社区”走向“邻里”城市社区治理单元重构】 8

【城市核心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15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20

二、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之相关举措 28

【内蒙古赤峰市西屯社区：三举措探索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28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打造“红色物业”治理新模式】 29

【浙江宁波海曙区西门街道：三举措推进社区治理工作】 30

【上海市松江区九里亭街道：探寻社区治理新模式】 31

【安徽省安庆宜城路街道：社区六大工程促进完善社区治理新体系】 32

【四川成都高新区：实施社区服务全面提升行动】 33

【四川成都高新区：探索社区发展治理新路径】 36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38

【山东济南泉城路街道：“胡同管家”全方位管理老城区】 39

【山东青岛虎山路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40

【湖北鄂州凤凰街道：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观察】 42

【广东省深圳龙岗街道：社区治理“同心”工程激发基层活力】 44

【广东省深圳福田福保街道：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基层社区治理新路径】 45

【广东省深圳福永街道：全面运行社区现代化治理新机制】 48

【贵州省铜仁市河西街道：打造城市党建升级版社区治理】 51

【江苏南京沿江街道：“互联网+”构建基层社区服务新体系】 52

【浙江嘉兴经开区：创新举措下活社区治理这盘棋】 54

三、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之案例典范 55

【北京建国门街道：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55

【北京天桥街道：扎实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62

【江苏省南京市：深化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65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以社区治理机制改革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70

【四川成都正兴街道：构建“134”新型社区治理体系】 74

【浙江嘉善：推行党员楼道长制度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77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路社区：创新智+党建新模式开展社区治理】 80

 

一、城市社区治理之相关讨论

【探索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新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01-24

作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近年来，城市社区产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特征，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新需求、新问题，催生新的治理目标、治理需求、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

提高治理队伍的信息化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社区的突出变化是社区结构和矛盾的复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理难度的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增长，密度提高，带来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增加，既为城市发展带来活力，但也隐含着治安、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对专业的护理、健康、营养方面的需求增加。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凸显，需求层次不断提高，需求类型日益多元。比如，老龄人口的健康、养老、陪护诉求；中等收入群体的安全、教育、环保诉求；再加上停车、养犬、文化生活等一般性社会诉求；等等。这些差异化的诉求往往在社区中集中呈现，要求社区治理必须能够融合各类人群，满足各种需求。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相互联结的“单位人”开始变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人”，社会治理的压力也由单位转移到社区。原有的社会纽带改变之后，互联网成为替代性的新的社会联结形式，互联网的强大串联能力、动员能力和隐蔽特征，给未来的社会治理带来深远的影响。由于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叠加，社区居民的信息获取方式、组织动员方式、抗争和诉求方式都在“互联网化”。然而，在相当一部分社区中，社区党建、社区活动、社区动员、社区沟通、居民服务和社区事务办理等一些事务还是沿用传统方式，不少社区的治理队伍也存在跟不上智慧治理需求的问题。实践表明，信息化工具应用较好的社区，往往社区服务和社区活动也组织得较好，居民对社区和社区组织的归属感、认同感也更强。

另外，我国城市社区还存在诸如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权利保障、拆迁等问题。这些问题成因复杂、涉及面广，虽然发生在社区，但解决问题的权力和资源往往不在社区，这要求广大社区工作者必须有较强的整合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和沟通技巧。

上述种种变化决定了新时代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必须是融合治理、智慧治理。融合治理，既强调各类社会人群的融合以及他们不同诉求的融合，也要求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融合。智慧治理则要求我们必须主动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推动治理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

突出“人本”的城市治理之道

城市化发展过程和社会结构扁平化过程往往是一致的。城市中的新兴行业正在制造一个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又必然进入城市社区。因此，城市社区是中等收入群体大量集聚的政治空间。他们所期望的“美好生活”是什么？什么样的议题能吸引他们参与？他们对社区治理的基本诉求是什么？如何用他们听得懂、愿意听的话语方式同他们进行沟通？可以说，不了解中等收入群体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和社会诉求，很难开展有效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更加强调自主、参与、多元、权利的公民文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公民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城市居民自由表达的意愿和权利意识都大大增强。他们不仅要求更加广泛深入的治理参与，而且开始主动设定议题，自我组织能力日益增强。

现代城市治理既需要“自上而下”所具有的统筹效率，也需要多元参与的协同活力。在城市社区中中等收入群体更多关注的是环保、安全、教育、物业、养老、秩序等议题，这些议题也就成为整合城市社区的“利益关联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体现了把“人本”理念摆在更加突出地位的城市治理之道。社会治理的议题应当生活化，体现并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包括生活、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诉求。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转变了“供给式治理”，强调“用户思维”和多方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引导式治理”；社区工作者不仅要有能力动员各种资源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更要有能力引导居民进行议题设置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锻造专业化的治理队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从社会组织形式的角度来说，这个新的历史方位的一个表现就在于中国正在由“乡村时代”走向“城市时代”。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空间、产业空间和组织空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因此这一转变对传统的治理思维、治理模式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当今，基层社会治理应当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充分认清治理结构和治理需求的变化，充分理解城市时代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性转变。

我国城市治理特别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制度沉淀、经验积累和人才储备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城市发展起步晚，许多地方的城市社区治理没有及时更新观念和思路，也没有调整所依靠的力量和结构以及运用的手段和方法。当前，必须找准历史方位、判明主要问题、明确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政策设计，转变长期以来托底式、动员式、应急式的城市社区治理方式。

在新时代，我们应以党的领导有力、执政基础稳固、人的全面发展、社区和谐有序为基本目标，进行主动的、全面的、有文化内涵和价值引领的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注重居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源参与，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工具，以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切入点，探索建立区别于传统农村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指明了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基本要求。而这一新模式要真正有效运转并落地生根，离不开专业化的社区治理人才队伍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着力提高干部素质，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无论是技术治理、数据治理、智慧治理，还是协同治理、民主治理、人本治理，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专业化治理。其中，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又是治理专业化的重中之重。

以陌生人为主“集合”而成的城市社区，无论是社会关系的培育、社区情感的营造，还是社区活动的组织、社区矛盾的化解，都必须依靠一支有使命、有目标、有组织、有能力、有热情的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积极有为，通过良好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逐步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基层社会治理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要统筹考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因此，锻造一支适应新时代城市社会治理需求的高素质、专业化基层社区治理队伍，是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和要点。

【城市社区的“五层次需求”与治理结构转换】

《国家治理》周刊 2018-09-12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落脚点，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201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党中央首次专门为社区治理进行了全方位的顶层设计。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由此，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命题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我国社区治理既拥有长久的历史，又具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特色。立足新时代，链接中国本身的社区治理经验传统，吸收先进的社区治理经验，系统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区治理的“历史基因”

“社区”这个词是现代概念，很多人认为它来源于西方。实际上，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类似的群落或组织单元。例如，春秋战国时代就有“里”这个单位。《尚书大传》中记载到“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也即72户为一里。《管子?度地》则说“百家为里”。作为一种居民组织，其首领被称为“里正”。“里”后来与“保甲制”这种户籍制相结合，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控制单位。有意思的是，我国台湾地区至今仍在城市区域采用“里”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元，里由区公所所辖，里长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由市长任命。按照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地区之村、里，其户数为九百户至一千八百户；交通方便但人口分散地区之村、里，其户数为六百户至一千二百户；山区交通不便须要徒步始能与村、里民联系者，其户数为三百户，也即每个里的人口一般在1000-5000人。实际上，台湾地区每个村和里的平均人口略少于3000人。在较大的城市，可以达到5000人。相较而言，我国大陆地区的社区人口则要多得多，目前，我国大陆有10万个社区居委会，城镇常住人口达8.13亿人，每个社区平均覆盖人口为8千人，大城市的社区则远超这个规模。人口多特别是流动人口多，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长期以“单位制”为主，来承担城市基层的治理工作。单位本身既承担生产功能，又承担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而街道和居委会只是单位的一种补充。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体制外”就业，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相互分离，社区才被重新重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社区居委会仍然被当成城市行政的一环。问题的根源大致有二：第一，城市政府习惯了过去单位制的管理经验，把单位制的经验复制到社区里去，居委会成了政府的腿脚，这叫“路径依赖”；第二，社区居民和社会本身还缺乏自组织的能力与空间，即使是政府职能转移，现有的社会组织力量也不一定接得住、接得稳、干得好，可能出现“社会失灵”。

社区需求五层次论：城市居民需要什么样的社区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栖身之地，也是政治、社会和市场多种力量交织的区域。然而，很多情况下，居民的需求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代理，从未被好好地梳理过。在学术研究领域，除了探讨社区治理的现状外，不少人对社区共同体情有独钟。共同体本身是一种理想，是一种奋斗目标，但是与居民最基本的需求相比，这还并非社区居民眼下最关心的事项；在社会实践领域，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仍然盛行，社区仍然是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一环，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参与仍然处于被动或不重要的地位。这两种取向，实际上都不太了然中国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体现的是“代理化”的社区想象。而要想切实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城市居民本身的真实需求。大体来看，城市居民具有“五个层次的社区需求”。

 

居住品质是社区居民的首要需求。在中国人四大日常生活需求中，“住”肩负着连接“衣”“食”“行”的重任，往往把个体的命运与家人的命运、家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居者有其屋”隐含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安身立命与安居乐业的梦想。在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社区居民首要的需求便是在城市寻找一方栖身之所。所以，相较于社区的其它功能，居住是排在第一位的居民需求。居住寓所的租用或拥有意味着城市居民自我空间的获得，附着其上的才是其他生活的渐次展开。

居住安全是社区居民的第二需求。居民有了居住空间后，就会考虑居住安全的问题。这种安全需求既包括居所以内的居住安全，例如生活起居不受伤害、避免偷盗与犯罪威胁等等；也包括居所以外的社区安全，例如不受交通事故、打架斗殴、高空坠物、电梯事故、自然灾害等等的威胁。

环境品质是社区居民的第三需求。社区毕竟是社会的一部分，居民也要生活在一定的公共空间以内。对于能够满足基本居住和安全条件的居民而言，在社区以及社区周边的公共环境、交通条件、水资源、空气情况、配套措施等是其考虑的第三层次需求。

社会交往是社区居民的第四需求。社区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在钢筋水泥建筑林立的社区空间，尽管社区居民可以“关上门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或多或少会与左右邻里有所交往。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商品房小区，人们在面临共同权益受损时，还需要一齐商量如何解决问题。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有时候还需要邻里帮忙照看，志趣相投的年轻人还可相约共度闲暇时光。

自主参与是社区居民的第五需求。并非所有的居民都有社区参与的热情，一般情况是，在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他们的参与需求才能够体现出来，或者在基本需求受到威胁时才得以体现。在陌生人社会里，即使是在社区参与较频繁的地区，日常的社区参与率也仅仅只有三成，并且往往以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因此，在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甚大的大都市，社区参与本身就面临困难。

如上所述，按照住房入住的顺序渐次展开，社区居民形成了由“居住、安全、环境、交往、参与”组成的“五层次需求”，前三者属于生存方面的需求，后两者则更多从属于归属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我们在全国进行的一项3543个样本的调查中发现①，居住仍然是社区的首要功能，83.6%的居民只是将社区视为“居住的场所”或“一定规模的生活空间”，邻里交往并非重要选项。调查也发现，目前的社区治理形态所面临的问题是多层次、全方位的。(见表1)

在第一层次，不满意住房品质的比例达到21.85%；在第二层次，不满意社区安全的比例达到21.82%，在三个月内发生住处被盗、打架斗殴、电梯故障、社区交通事故的比例分别达到22.6%、16.2%、40%和22.3%；在第三层次，社区公共空间的不满意比例达到29.78%，对物业服务不满意的比例达到32.12%，对社区服务不满意的比例达到28.45%，我们的另一项全国九大城市的调查研究表明，有85.4%的业主遭遇过各种物业纠纷①；在第四层次，对社区交往不满意的比例达20.61%；在第五层次，对社区集体活动不满意的比例达31.98%。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与进路

“过度的理论想象”并不契合国人对社区的真实需求，社区治理现代化必须找准时空坐标，瞄准未来发展的方向，探求中国化的治理路径。

社区治理的“三重逻辑”

首先是塑造基层治理单元的政治化逻辑。当下的社区治理包含在“治国理政”的话语体系之内，这种话语体系首要强调“重塑基层治理单元”的要求。“单位制”解体之后，城市亟需一种“行政编组”的替代方式，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居于首位目标而未有新的治理方案予以补充时，中国社区治理的历史基因被重新继承，社区被当成政治发展的战略空间，深刻体现了“政治整合”的逻辑。在城市快速变化、各类要素快速分化组合的背景下，这种逻辑持续得到加强。当下，通过加强社区党建、推进网格化管理甚至推动“全天候服务”的种种实践，国家塑造社区政体的意志得到更深层次的伸张。

其次是国家塑造社区公共性的社会化逻辑。随着社区成员异质化、多元化的变化，国家重视社区公共性需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建设共同体目标的提出，是对既往政策目标的一个突破。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党的十九大对社会治理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社会化就是扭转“过度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全面理解社会重要性、引入社会力量，以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为基础，推动社会事务多主体合作治理的过程。目前，全国不少城市引入了“三社联动机制”“项目制”等多种志愿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形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塑造社区社会性的意志和努力。

再次是市场组织塑造社区生活的市场化逻辑。目前，全国大约有40多万个商品房小区，这些小区往往是封闭社区，居民自我缴费、由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日常的生活管理与服务，代表了市场力量向基层社区的全面浸入。由于市场监管和法律制度上的漏洞，市场组织事实上击碎了“业主自我管理”“业主自治”的“乌托邦想象”，成为型构社区秩序的主体力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社会性逻辑的伸展，压缩了社会组织特别是业主自组织的参与空间。

系统观之，“政治化逻辑偏好控制和秩序，市场化逻辑追逐利润与效率”，前者有权力为保障、后者有资本为保障，唯独社会化逻辑还未竟有强力的保障，因而在社区中还未全面生长。由此看来，社区公共性发育不足既是社区权力结构失衡的结果，又是“社区五层次需求”供给不足的基本原因。而且，在中国往往表现出由基本需求不足而激发“偶发性”高级需求的反应，社会性逻辑成为基本需求受损的“临时救济工具”。

找准时空坐标，塑造科学的社区治理结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根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社区治理同样要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路和要求。种种因素表明，社区治理改革站在了新的起点。在新的时空坐标下，应当从深层推动社区治理的结构性改革出发，精准把握老百姓的“社区五层次需求”，政治逻辑确保社会有序、市场逻辑确保服务主体充分，社会逻辑链接居民需求，并且对接政治逻辑，制衡市场逻辑。

其一，摆正政党的地位，既要注意避免忽视或排斥政党的力量，也要注意避免将其推向“以党代政”“无所不包”的境地，正确认识政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地位。在基层管理过程中就是要发挥改革设计、资源整合上的领导作用，发挥“以党建促社建”而非“以党建包办社建”的作用，在确保政治领导作用的基础上，推动“党建社会化”工作，在沟通民意、培育社会组织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引领社会组织和居民服务社区、参与社区治理。

其二，基层政府要在完成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转变以往“代理化”的角色，从“包揽一切”的微观场域撤出，转化为支持性的环境变量，为社区治理提供经费支持和政策导向。行政组织内部要有直接面向社区的勇气，把社区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通过整合职能和资源，为社区发展腾出必要空间。只有在社区组织“有机可乘”的基础上，政府与社会合作才有运行空间和成功的可能。

再次，破除市场依赖、行政依赖，赋权社会来参与治理，更多地引入社会力量承担政府职能，推动社区工作行政化向行政管理社区化转变。社会自身更能把握社区居民的需求、更能灵活提供公共服务，也更能对强大的外部力量实施制约。要下大力气，补足社会力量的短板，提升社会组织能力，更多地让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打破自上而下代理民众需求的行政逻辑，引入“社区需求导向”机制，推广“公益创投”模式，借由社会组织的力量了解居民需求、服务居民需求。

【从“社区”走向“邻里”城市社区治理单元重构】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6-09-26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社区是基层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社区民主自治制度出台以来，城市社区开始成为国家与社会共同行动的治理场域。其中，一个凸显的话题就是，社区治理场域中的国家与社会行动面相如何？对此，受西方学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启发，我国学界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观点。一是社区治理国家中心论，认为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向城市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是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动员的结果[1]。二是社区治理社会中心论，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正逐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对社区治理产生决定性影响[2]。三是社区治理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论，以一种相对均衡的视野，认为国家与社会并非完全对立，而是有着相互合作的一面[3]，进而认为城市社区的治理既有国家自上而下行为的结果，同时也有社会自下而上行为的结果，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协同合作的过程。姑且不论孰是孰非，民主社会的逻辑为制度治理是必然的景象。

1.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演化

从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演化轨迹分析，总的来说，一方面，城市社区治理既有国家行为，同时也有社会行为；另一方面，城市社区治理过程基本呈现出国家治理行为由深至浅、社会治理行为由浅至深的特点。具体说来，在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制度出台之前，国家对于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是街居制，即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行政组织来实施基层管理，管理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式，而作为社会主体的居民更多处于被动员状态。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通过，使得国家对于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由以往的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即将居民委员会从以往的行政组织角色转变为社区自治组织角色，城市基层社区事务更多交予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来进行操作。从此意义上而言，国家在城市社区的治理理念是逐步收缩自我，给予社会更大自主空间。在随后的社区治理创新进程中，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是围绕着国家治理下沉的思维理念展开系列的制度创新。

2.当下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制度正式实施已有20余载，“国家收缩、社会回归”的思维理念和地方实际的创新努力，使得城市社区的治理效果显而易见。然而，就现实而言，城市社区治理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首先，由于制度路径依赖与体制惯性，实然层面的居委会角色与法理上的居委会性质反差较大，居委会要彻底脱离“行政人”角色尚需相当时间。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制度实施之前，居民委员会是基层行政组织，一直承载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制度实施之后，居民委员会的这种行政任务仍在延续，许多来自区、街道的行政事务不断往下挤压，造成居民委员会自治职责的缺失。如众多学者所言：“居民委员会行政化色彩浓厚，是国家政权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代理人。”[4]

其次，伴随城市化进程，城市单位型社区逐步被城市商品房社区所取代。城市化带来城市社区的极大变动，特别是住房制度的变革，大量城市商品房的建设，使许多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居住在一起成为事实，并进而取代传统以单位职工集中居住的模式。商品房社区模式较以往单位社区模式有显著差别：一是社区内的居民不像以往那样熟悉，而是陌生互不认识；二是社区邻里关系变得沉闷，基本无往来，更谈不上信任；三是社区权益交往取代人情交往，变得更为浓厚，特别是业主与物业、业主与社区商业主之间的权益之争经常不断；与此同时，居委会惯用的情理性策略手段也由此经常变得无力。如学者刘威(2010)所说：“同时由业主共同演绎的法理政治（权利、利益、规则），将和居委会的情理政治（人情、信任、互惠、面子)进行长期的竞争性共存。而且，法理政治空间的扩展及其认同度的攀升，将挑战和挤压由居委会主导的情理动员的政治空间。”[5]

最后，和谐城市社区的建设理念，给予社区治理更大的重任，社区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相对以往数量更多、要求更高。现行体制下，居委会扮演着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作用，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还是自下而上的社区需求，都需要居委会来予以直接完成，繁重的治理任务对于居委会而言明显超负荷，特别是来自不同方向的国家意志与社区需求之间往往有较大的张力，这对于居委会的有效履职是一个大的挑战。和谐城市社区建设的提出，预示着国家给予居委会的治理任务更重，而社区给予居委会的服务要求更高，这一形势对居委会而言更是极大挑战。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居委会在履职过程中更多采取的是情理性的策略手段，这种手段的功能因社区性质的变化以及社区空间的扩张逐渐变得式微，和谐城市社区的建设难度十足。如桂勇(2007)所言“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居民委员会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模式与过去的模式完全不同，二者之间关系朝向更为和善、更为缓和方向发展，而且，强制性手段在居委会履行日常职责时很少发挥作用，而居民则拥有对居委会更大的影响力。[6]

以上存在的系列问题，给城市社区治理的纵深推进提出了难题，如何能以更为创新的机制来推动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发展和构建和谐城市社区？对此，南通市崇川区自2013年起，着手打造社区中的邻里建设，承载社区治理下沉的重任，即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邻里空间，并把以往应该由社区来完成的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交由每个邻里来完成，探索建立以邻里为治理单元的“了解民情、服务民众、组织民治”的社区服务群众新模式，初步形成“小事不出邻里、大事不出社区”的邻里建设新格局。

二、由社区走向邻里一一南通市崇川区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

南通市崇川区邻里建设开展之前，其城市社区治理所面临的两大最棘手问题:一是如何有效改变社区治理空间过大的局面？二是如何有效促进社区居民实质性参与？对此，南通市崇川区采取了对症下药的做法，一方面将社区治理空间重构，以距离和人口为标准设置若干个邻里空间，将以往的社区空间治理转为邻里空间治理；另一方面在落实机制上设置若干个邻里居民参与型社会组织，由其承载邻里治理的主导型角色。

1.社区邻里空间创设

邻里作为社区内空间更小的单元，在设置原则上，以畅通与群众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500米为目标，以现有小区为基础，以居民共同居住空间和习惯为要素，按照“地域相近、楼幢相连、资源相通”的原则进行设置。基于城乡社区差异的前提，将邻里设置类型分为两种:一是涉农社区村组结构基本完整的，按原村民小组建制、150户左右设置一个邻里；二是城市社区(包括拆迁小区）以3-10个楼幢、300户左右设置一个邻里。各邻里之间一般以路、河、标志性建筑为界；在主体构成方面，各个邻里空间内涵盖的居民户、机关、企业、学校、商店等都属于其中部分。

2.社区邻里组织架构

邻里是具有治理属性的空间，组织架构上，在社区“一委一居一站一办”基础上，设置了“一心一会三组九大员”体系（见图1)。其中，一心”为邻里党支部，以1-2幢楼为单位设置若干楼幢党小组，邻里党支部书记和委员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与社区党委一起构成社区党委一邻里党支部一邻里党小组纵向结构。“一会”为邻里和谐促进会，每个邻里成立由理事长和理事组成的邻里和谐促进会，理事长、理事由每个邻里自己推选产生，同时每个社区干部作为干事，负责一个邻里。“三组九大员”是以居民、社会组织、辖区单位为主体的共同参与的服务力量，包括共管服务组、专业服务组、志愿服务组等，配齐信息、保洁、保安、调解、巡防、宣传、评议、秩序、帮扶等九类服务人员（见图2)。

 

 

3.社区邻里功能定位

社区邻里功能涵盖三个方面。一是邻里服务功能，主要包括邻里代理服务(社会事务、生活服务等)和邻里志愿服务（调解、巡防、宣传、帮扶等）。二是邻里信息功能，主要涉及邻里民情、公共安全、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收集与提供。三是邻里自治功能。以邻里、街坊、社团组织为基础，以邻里评议会、邻里议事会和居民代表会等形式开展评议式自治，推动“邻里自理”向“邻里自觉”提升。

4.社区邻里工作流程

邻里治理的宗旨是将治理空间由社区转向邻里，通过治理重心下移、治理力量下沉、治理工作下延的方式途径，达到提升促进居民实质性参与和提升治理效果的目的。在工作流程方面涉及三方面。首先，在人员任命方面，为充分反映民意，邻里居民代表、社区居民代表、理事长等均由选举产生，保障邻里和社区居民代表都能够以居民集体利益和社区发展为先。其次，在工作规程方面，邻里理事负责掌握楼栋内安全、违章、纠纷等信息，及时向邻里服务处及理事长报告，理事长牵头协调解决相关事务；如果邻里理事长无法处理的，要及时交由社区办理；如若社区不能处理，应由社区交给街道，由街道对应部门处理；街道如无权处理，应向区级责任部门提出处理请求。所有事情办结时间一般为3天左右，从而保证社区事务办得到位和及时。最后，在邻里评议方面，一是由邻里评议会对社干、社工、辅工、志工等进行评价，不同考核对象的考核方式、时间、内容、程序、分值、等次有所不同，考核结果纳入考评体系，以此作为奖惩的依据；二是由邻里议事会依照《邻里公约》对邻里理事进行定期评议，具体先由居民代表会对居民代表进行评选，通过选举方式选任民代，再由民代通过定期评议、多方评议、量化考评等方式考核邻里理事。

综观南通市邻里建设的创新做法，其特色主要体现如下。

1.治理空间缩小。法理上，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单元是以社区为主，在范围上，一般社区都包括若干个居民小区。南通市邻里建设的最显著举措，就是将治理单元由以往的社区单元转向为邻里单元，两者关系方面，一个普通社区都要包含8-9个左右的邻里单元，据统计，南通市崇川区目前所辖的108个社区中，总共建立了901个邻里。在邻里单元中，又分别设立了461个邻里党支部、1150个服务型楼幢党小组、1679个党员中心户，并且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了884名理事长和6311名理事。

2.公共服务下沉。公共服务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体现，邻里建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在邻里建设之前，社区公共服务的职责统由社区居委会等组织来承担，然而因社区面积大、涉及小区多、服务人员少等原因，社区公共服务难以真正落实到位，特别是一些与社区居民紧密相关的日常事务的服务更容易缺位。南通市在邻里建设中（如图2所示)，依据不同服务主体，专门设置了共管服务组、专业服务组和志愿服务组等三个服务组织，承载由社区甚至街道下沉的公共服务，做到对口服务、就近服务，这样不仅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同时还拉近了居民之间以及服务主客体之间的距离。

3.治理主体多元。按以往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政府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社区居委会是管理中的主要角色。南通市在邻里建设中，通过将社区空间和服务下沉到邻里，在治理主体上一改以往的政府独角戏状态，充分吸纳社区其他组织和居民参与到公共服务的行列之中，如上图2所示，在南通市各邻里社区治理中，治理主体不仅有城管、社区民警、社工，还有来自各居民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邻里和谐促进会、大门责促进会、小区居民以及其他社区志愿者等主体；同时，在吸纳小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时，更注重强调小区中居住的公职人员、教师、学生、退休干部等精英成员，为居民更有效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了保障。 4.治理方式协同。以往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下，管理方式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社区居民更多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南通市邻里建设中，不仅治理主体相比以往更多元化了，同时在治理方式上趋向于协商民主的治理理念，即借助居民代表会、邻里议事会、邻里评议会等平台，实现多元主体围绕社区事务管理和服务展开协商、讨论，并最终做出共同决策的协同治理模式。

5.居民广泛参与。依照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制度规定，社区居民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是其应然要求。然而，在实然层面的社区治理服务中，广大居民的参与程度较低，自治意识较弱，社区诸多管理与服务主要由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等自治组织来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社区自治的价值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南通市邻里建设一个最为基本的理念，就是要尽可能动员广大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在具体措施上，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渠道，一是通过诸多居民参与型社区组织，如邻里和谐促进会、邻里党支部、大门责促进会、社区志愿组织等来实现自身的社区参与；二是通过以个体身份直接参加相关的社区会议和活动，如社区居民会议、社区居民代表会议、邻里议事会、邻里评议会等都是社区个体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基础平台。

三、南通市邻里建设的经验启迪

城市社区是我国基层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的成败关乎着社区发展与社区秩序的团结与稳定，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环节。通观全国各城市社区的治理现状，普遍面临着居委会角色行政化、社区居民自治角色边缘化等现实问题，如何创新既能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热情、又能高效履行社区公共服务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是全国许多地方需要攻克的关键课题。“城市社区理应成为市民社会典型代表，充当公民美德与民主发展的促进器”[7]。南通市崇川区的社区邻里建设，即将治理场域从相对广阔的社区空间下沉到更为狭小的社区邻里空间，无论是从规范层面的邻里治理架构，还是现实层面的邻里治理实践，都较充分地说明了此种治理模式不仅激发了社区居民的踊跃参与，同时也使社区各种公共服务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由此可以断言这是一种较为成功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基于经验借鉴与推广的初衷，南通市崇川区的社区邻里建设确能为现实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提供较多的思路与启示。

1.要打造居民参与的有效平台

规范层面，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是城市社区自治制度的基本要义。居民是否参与和居民参与程度如何，成为衡量社区治理发展效度的重要指标。帕特南认为，“制度绩效高的地区通常存在着许多社团组织，人民关心公共事务，社会组织及其参与方式是横向的和水平的。这较为充分地阐释了居民参与、自主性社会组织与制度绩效之间的正比逻辑关联。”就目前而言，“我国一般城市社区和绝大多数新近实现城市化的城市社区基本上没有能够有效发挥社区治理参与作用的非政府组织”[9]，没有这些参与平台的建设，所谓的居民有效参与也只能是空话。就此而言，南通市崇川区邻里建设在打造居民参与平台的具体做法:一是在各居民小区建立了由广大居民主体构成的邻里党支部、邻里和谐促进会、邻里志愿组织、大门责促进会等社区居民参与型社会组织，承载着社区政治、管理、公益等方面的功能；二是在各居民小区定期召开由社区居民参与的邻里议事会、邻里评议会、居民代表会等会议。“社区认同感形成、社区意义建构及市民在空间政治博弈和社会改造过程中主体性的生长正是通过参与保护生活空间的文化特质和集体记忆的过程而实现的”_。居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和邻里中的各种会议，使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有了切实的平台，不仅能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同时也能大大提升社区治理的认同感，从而真正实现社区治理由“政府推动”向“居民治理”的转变。

2.要重视社区精英的引领作用

所谓精英，简而言之，是社会群体当中有着心智、社会地位、经济资源等方面优势的特定成员，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精英自身所赋有的资源也决定了其在社会集体活动中的独特优势。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证明，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社会集体活动，大到一个国家和地区，小到一个一般社会组织和共同体，精英在其中的作用无可厚非；在理论层面，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近现代以来的马基雅维利、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韦伯、熊彼特等都是精英主义的极力倡导者。就我国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而言，社区居民构成的复杂性、相互之间的陌生性以及拥有资源的差别性等都成为治理过程中的障碍因素，这种强异质性特点也是诸多治理措施难以得到一致认可和真正落实的主因。集体行动中精英群体的引领功能，决定了重视精英作用可能成为消解如上困境的有效方法。对此，南通市崇川区在社区邻里建设中，特别重视对社区精英资源的挖掘，社区居民中包括公职人员、教师、退休干部、学生等在内的诸多社区成员都被吸纳到邻里各类公共服务组织当中，扮演着邻里治理中的主导角色。

3.要注重打造以居民小区为中心的行动空间

社区治理是针对广大社区居民展开的系列管理与服务，在其中，治理的场域是各个具体的居民小区。按城市社区居委会的一贯行事逻辑，往往是以居委会办公地为行使职责的重心，即在办公地形成决策文件和活动方案后再向各居民小区统一施行。应该说，这种行事方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是社区工作人员少、社区管辖居民小区多以及行政惯习等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宣传职能以及落实行政任务等方面有较大的集中优势。然而，社区治理的逻辑，一是应与社区居民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制度相契合，要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吸纳广大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行列；二是应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不仅要满足社区居民的政治需求，还应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社会需求等诸多方面，如此才会获得居民的认可，社区治理的服务满意度和绩效相应就高。以上以社区办公地为重心的行事方式，脱离了居民真正生活的区域，既不能较好地动员居民参与，同时也难以充分了解和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特别是伴随社会的发展，与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的社会需求进一步凸显，不同居民小区的多方面差异使得社区在社会需求服务方面捉襟见肘。

从学理分析，居民参与与满足居民需求两者之间是相互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只有更大程度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方可近距离了解他们的需求，社区服务切口才会更加准确；另一方面，也只有更大程度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他们才会有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和意识。故而可以说，社区治理是否有效取决于居民在多大程度和多大空间上参与以及是否满足居民需求，并最终取决于居民集体行动的可能程度。诚如青木昌彦所说:“相对较小社区社会空间更能使居民形成集体行动，使其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有明显收益感，进而形成习俗性产权和社区规范。”为此，要最大程度动员居民参与和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基于不同居民小区的事实差异打造不同的居民行动空间，显得极为必要。南通市邻里建设的做法，不仅将治理的空间由抽象的社区下沉到各居民小区，更是在各居民小区以楼幢为依据（号称500米）设置若干个邻里单元。这种狭小的治理空间不仅缩小了治理范围，同时也与社区居民实现了零距离接触，从而可以有效满足居民参与和居民需求双“丰收”。

4.要注重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的构建

社会形势的复杂、社区居民需求的多样带来了社区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如埃里克?阿姆纳所说“没有一个单一社会成员(无论是共有的还是私有的)具有足够的知识、资源容量或者权威去单方面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12]现实背景下，要实现高绩效的社区治理，单依靠政府推动和社区居委会承载只能是“超负荷”，为此，引入多元主体治理理念，吸纳更多的社区社会成员参与其中，构建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网络，是弥补治理资源不足、消解现实治理困境的有效举措。南通市邻里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打造了诸多良好的协同治理网络，包括由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牵头，汇聚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专业服务、社会参与等各种力量协同解决邻里安全、矛盾、秩序等各种事务；由邻里和谐促进会牵头，以公职人员、“两代表一委员”、文明单位人员、社区工作者、党员、居民积极分子、学校师生为主体组建邻里志愿服务队，协同开展帮扶、代理等系列服务；由“大门责”文明促进会牵头，以沿街商家、单位、邻里组织、社区居民等共同制定自律公约，实现社区街道“环境整洁、秩序优良、视觉美观”的管理目标。这种协同治理网络的构建，对于社区治理的实效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在南通市崇川区中南社区访谈中了解到，因该社区属于南通市新城区，人流量与日俱增，在邻里建设之前，该社区路边流动摊贩非常多，对社区环境和秩序负面影响很大。该区城管多次管理都无效果，邻里建设之后，这种流动摊贩开始变成城管、大门责促进会、邻里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进行管理，采取劝告、疏导、协调、宣传等多种方式，形成了一种以往由城管单一管理所不具有的“气”和“势”，收到了奇特效果，据了解，目前该社区马路边流动摊贩基本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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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核心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行政管理改革》 2018年第1期

城镇化的推进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实施，推动着城乡社区治理朝着多样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城市核心区由于在区位、资源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压力与挑战。基于对北京市海淀区Z街道的调研和访谈，本文尝试对城市核心区社区治理进行探讨。

一、城市核心区社区治理：理论背景与现实难题

(一)理论背景

社区治理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类型学分析基础之上，才能抓住关键，有的放矢。根据滕尼斯对社区的界定，地域范围和关系网络是社区的两大基本属性。从地域范围来说，按照城市的空间布局以及功能定位，约翰?弗里德曼提出城市核心—边缘理论，核心区域由于聚集大量产业、人才、资本等资源，形成独特的社会资本，一方面能够促进社区治理，另一方面也对社区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关系网络来看，现代城市社区一般都由商品房小区组成，不同于传统社会背景下的熟人社会，很大程度上具有陌生人社会的特征。这样一群彼此陌生、但是又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的个体，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有机团结”的关系网络，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成为社区治理的关键。相应地，城市核心区域小区治理的理论问题就在于：如何有效整合核心区社区独有的关系网络和各种资源，促进规范、态度、共识、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完善和提高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达致社区的善治。

(二)现实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人口流动的快速增加，城市社区由以往单位制转型而来的单一社区类型逐渐多元化，大量商品房小区成为社区的主要形态，由此带来人口的异质化以及社区管理问题层出不穷。处于城市核心区的小区更是因为资源的聚集和人口的汇集而凸显治理难题，主要表现为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多样化需要和社区有限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之间的矛盾。

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需求主体上看，城市核心区往往是整个城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各方面的核心拔尖人才汇集，他们在为各自单位提供知识贡献的同时，也对所在社区提出了多元化的需要。二是从需求内容上看，一方面，生活在城市核心区的高端人才对于社区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社会交往平台和文化社会环境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社区也必须考虑为整个城市正常运转而工作的社会各阶层的中端和基本需求。三是从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机制上看，单一的社区主体难以捕捉多样化的需要，更难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进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形成社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多中心生产机制是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议题之一。

二、Z街道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

(一)Z街道现状及主要特点

Z街道地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辖区面积5.28平方公里，实有人口19.6万，现有社区30个。辖区聚集国家级科研院所28家，法人单位18265家，汇集5000多名科学家和近万名科研人员，两院院士130余位，有着科学高地、人才重地、商业旺地、文化源地的称谓，是北京市乃至全国较为集中的科学家、企业家、知名学者、专家和老干部生活区。该地区科研院所多，高学历人员集中，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强；科技企业多，企业管理人才集中，竞争意识和创新活力强；两院院士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意见引领作用突出；明星艺人多，社区认同作用明显；居民文化程度高，参与意识强，对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呈多样化态势，为社区服务和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地区既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又具有大量的现代化商旅服务设施和机构，每天吸引众多流动人口来此旅游、休闲、购物、娱乐，为社区的服务和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Z街道社区治理创新实践

1.总体思路。立足于社区多元主体的现实，Z街道提出“社区小天地，民生大舞台”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创新为引领，以示范创建为契机，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服务，变静态管理为动态治理，通过构建不同类别的开放平台和体制机制，整合社区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演艺界等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和意见领袖等资源，参与社区事务，进行公共治理，构建多元分类的合作治理网络。

2.实施过程和基本做法。一是党建创新引领，增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凝聚力。这方面的主要做法包括：(1)构建合作联盟推进服务联动。Z街道与中科院科研院所的党组织建立区域合作联盟，签订共驻共建、共建共享框架协议，建立街道与驻区单位双向服务、双向互动的联络机制，共同搭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平台，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共同制定地区环境整治和综合治理行动方案，切实解决一系列事关居民群众利益的重点难点问题。(2)强化非公党建拓展服务空间。进一步加强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工作力度，成立Z地区非公企业联合党委。按照有利于改进党员教育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原则，根据某大厦的企业规模情况、党组织建设情况、党员基本情况，建立某大厦联合党委，统一领导大厦内非公企业党建工作。通过该联合党委，孵化4家非公企业成立党组织；将1336家企业按社区划分成30个网格，形成街道、社区、楼宇共同做好非公党建的良好局面，不断扩大工作覆盖面。(3)建立“双联”制度延伸服务触角。以在职党员“双报到”活动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深入推进党组织服务触角延伸。通过开展党员设岗定责，送温暖慰问困难群众，“亮身份、比奉献”等多项公益服务和志愿活动，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集聚引领作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成立协会和社会组织，提高社区治理合力。形成“枢纽型协会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格局，吸纳各界精英参与社区治理。(1)成立企业联合会、文化建设联合会和社会工作联合会“三驾马车”，担任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角色，对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精英进行整合，通过集聚专业优势，先后推出“Z”牌午餐进楼宇、“Z科技艺术节”进社区、公益服务进社区等活动，改变过去政府唱“独角戏”的现象，实现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2)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地区现有各类社会组织150余支，这些社会组织通过整合社会力量和开展活动方式强化服务，广泛调动辖区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积极性，努力促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协调发展。(3)大力支持志愿队伍和志愿工作。深化志愿服务模式，广泛发动居民群众参与爱心助老、环境整治、安全维稳等社区服务，让其真正成为社区的建设者和受益者。

三是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引导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这方面的主要做法包括：(1)社区居委会直选。2015年第九届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Z街道24个社区采取户代表选举方式，6个社区采用全体选民直选方式，且全民直选社区类型涵盖流动人口较多的平房区、老旧社区、单位型社区、含商务楼宇社区、混合型社区等，为下一步全面扩大全体选民直选范围奠定基础，让更多社区群众真正参与到基层选举中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2)动员社区重要力量，举行政策论证会、民生恳谈会、民意听证会等。聘请热心社区建设的人士担任专项工作监督员，强化他们“社区事情共同谋划，社区事业共同推进、社区愿景共同实现”的主体意识，形成“政府搭台、居民唱戏”的局面，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居民意见，全力营造“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治、共创”的浓厚氛围。

四是探索“一体化联动”综合执法，提高社区治理执行力。(1)变分散执法为统一管理，开展“组团式执法服务”。成立Z地区综合执法管理中心，下设中心办公室、三个综合管理工作组和一个应急保障工作组，形成“1+1+3+1”的组织构架，实现了统一领导、统筹协调、联勤联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2)变多支队伍为一支队伍，实施“综合式打捆作业”。整合工商、城管、公安、交通、食药监、房管所等各支专业力量，将辖区按地理区位划分为南、中、北三个无缝对接的片区，将联合执法队伍分为南、中、北三个综合管理工作组，分别对接南、中、北三个片区。(3)变事后处置为主动出击，实现“高效率协同处置”。以各类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置为出发点，将日常巡查与专项整治相结合，主动出击，协同处置，高效处理城市管理各类问题和突发事件；以重点整治、重大行动为载体，将专业执法力量与治安辅助力量相结合，以牵头执法力量为主体，其他力量参与配合，实现专业执法人员和各类协管力量的灵活调动和优化配置。(4)变单项考量为横向对比，实现“高绩效目标管理”。实施综合执法前，工商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等专业执法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据执法权限纵向到底，实行单项专一执法，垂直专项考核；“一体化”联动执法后，建立了相应的监督、评价、考核体系，地区综合执法管理中心与各片区联合执法组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各片区定期上报综合执法数据，中心监督跟踪片区整治成效，各片区目标管理形成横向参照对比，有效激发了执法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了执法的综合绩效。

五是借力技术手段，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1)在街道层面创设互动平台。研发“全生命周期平台”，深入推进区域信息化建设，为铺设“智慧Z”高速公路打好基础；创新人口服务模式，建立服务网站、办事平台和“APP”应用的网上服务系统，提高育龄群众参与度。(2)在社区层面打造参与平台。公众和社区居民通过微信等途径对发现的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可直接采取问题定位、手机拍照、语音录音等方式进行上报，有效破解居民群众参与社会动员的传统局限；采用政府保障和社会服务相结合方式，在社区打造智慧养老居家服务平台，这也是Z街道促进多元参与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积极探索。(3)服务手段信息化、科学化。研发Z街道无线政务APP平台(公众版)，采用推送机制向在Z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公众和社区居民及时准确地提供便民、预警、活动、气象、应急宣教等各类服务信息以及街道、社区的业务指南，有效提升街道的为民服务能力，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信息化服务需求。

(三)Z街道社区治理创新经验

通过对Z街道社区治理创新进行历史分析以及和其他区域社区治理进行横向比较，笔者总结了本街道的特色创新经验。

1.在社会资本理论指导下，树立合作理念。Z街道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会聚众多科学家、企业家、知名学者、影视名人以及老专家老干部，这是社区治理重要的社会资本。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挖掘他们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构建多种开放合作平台和机制，把社区打造成“有机团结”的共同体。

2.在多元分类主体框架下，建立合作网络。Z街道针对社区主体的社群属性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群体的属性特征和行为逻辑构建多元分类的合作框架，这些合作框架又通过相互嵌套的机制形成有机的合作网络，涵盖不同主体、包括不同维度、针对不同诉求、建立不同渠道。

3.在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下，进行制度安排。Z街道在社区治理探索和服务创新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落实合作理念和合作网络，确保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不因领导人的调动和意志的变动而变化。

三、社区治理“多元分类合作网络”及其完善之策：基于Z街道的经验

(一)“多元分类合作网络”模式内涵

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Z街道社区治理服务形成了独特的框架体系和运行机制，激发了社区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政府与社区各类主体的良性互动与互信，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进一步规范上述互动和互信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和服务效果。笔者将这种模式概括为“多元分类合作网络”的社区治理服务模式，这种模式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出了党委领导，与驻区单位、非公企业等新形势下的多元主体建立党建联席机制，构建党组织多元分类的领导与服务网络。二是突出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对社区各类行动主体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类别行动主体自身独特的社会资本构建相应的平台和机制，形成多元分类的治理和服务格局。三是突出了制度相互嵌套，以党建制度创新促进政府与社区良性互动，以政府与社区社会资本良性互动制度创新促进社区良性运转，以社区良性运转制度创新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增长，形成合作治理的网络格局。

(二)“多元分类合作网络”模式架构

“多元分类合作网络”的社区治理服务模式，核心是通过制度安排，调动社区社会资本优势，根据社区多元行动主体的类别、优势和行为逻辑，构建多元分类的合作网络，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达到社区善治。该模式宏观上分两个子系统，第一个子系统突出党建引领，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下党建合作网络，包括上文提到的与驻区单位、与非公企业等成立的联席机制，还包括未来与其他群体成立的联席机制。第二个子系统突出政府主导，主要体现为街道与社区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形成的多样化合作机制。

通过对社区各类主体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属性分析和分类，我们在宏观结构的下层构建了多元分类合作网络的社区治理和服务结构(见表1)。不同主体经由各自的渠道和不同的机制，有序参与社区治理与服务，并通过制度安排规范各类主体之间的互动，在不断的互动中增进互信，在互信中增强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表1“多元分类合作网络”的社区治理和服务结构

 

另外，不同主体构成的系统之间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相互开放的、动态调整的，并以利益的相关性为纽带，将不同类别的社区主体重新整合，形成相互嵌套的合作网络。如关键个体既可以通过文体联合会参与社区服务，也可以通过基层协商民主表达政治诉求，还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公益行动，而每种身份都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他们的行为和互动规则，从而确保合作网络的有效性。

(三)完善城市核心区社区治理服务的政策建议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处于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的基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也不例外。理论分析也启示我们，社会治理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基于差异性的社区治理经验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然而，抛开具体的制度细节，从社区治理和服务实践中仍然可以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模式具有重要价值，也对其他具有类似属性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城市核心区社区治理服务，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给予充分的创新空间。首先，切实为社区减负，改变社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治理困局，使社区回归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本位。其次，给予社区充分的自主治理空间，在人力、物力等政策上给予倾斜，实现社区治理特色化和多样化。第三，鼓励城乡之间、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进行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

2.树立平等合作的理念。首先，改变政府单打独斗的治理理念，树立政府与社会优势互补、平等合作的治理理念。其次，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鼓励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第三，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城乡社区协商，完善居民自治，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

3.搭建多元开放的平台。首先，对社区各类社会主体进行摸底，并建立基础数据库。其次，对社区各类主体进行属性分析，挖掘每类主体拥有的独特的社会资本，分析这些社会资本具有的治理资源。第三，搭建多元的开放平台和机制，引导和鼓励不同主体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

4.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首先，通过对不同主体和机制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规范不同主体的行为及其互动机制。其次，通过物质和非物质的互益性的制度设计，完善各类主体参与社区事务治理的激励机制。第三，通过信息公开、信用评级等惩罚性的制度设计，对违规主体和行为进行严格追责。

5.运用信息技术手段。首先，依托城市核心区科技优势，大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在社区养老、医疗、救助等方面实现“互联网+”优势。其次，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APP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社区服务能力，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第三，整合社区多元平台，打造“一门式”服务体系，降低社区治理成本，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城市核心区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中央倡导强化基层社区治理的背景下，各地都因地制宜进行了创新实践。Z街道社区治理的经验做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未来还需要对城市核心区社区治理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构建更为普适的治理模式与机制，进而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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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中国行政管理》 2018-01-04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作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要求之一，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已经成为新时代下社会治理的新趋势和新要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在“互联网+”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树立大数据时代下“互联网+”思维，充分运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推进平安社会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有序。201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2]这既是对现实生活中正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浪潮的正名，也是上层建筑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升级的一种表现。[3]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下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然而，随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社区需求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发展，“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与传统社区管理模式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如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平台建设和资源保障等方面的矛盾。在当前“互联网+”的环境下，研究如何利用“互联网+”实现社区的协同治理，发挥“互联网+”在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中的推动力量，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相关研究逐步深入，主要集中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各类公共管理问题。“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成为此类研究的最新热点之一。有学者以“智慧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对“互联网+”与社区治理的概念和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从“互联网+”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的框架对其所在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认为信息惠及大众、科技与社会创新、开放数据环境和跨界合作生态圈建设等四个问题是互联网发展的关键问题，并提出“社会创新引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服务于社会创新”的观点。[4]互联网等技术的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渠道，新型的社会形态也为技术创新的路径和前景设定了基本的出发点、目标以及约束条件。社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成为互联网环境下治理模式变革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5]“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着由“线下”向“线上”扩展，以及由“线上”向“线下”延伸的两种不同趋势，应在开放性和合作创新两个方向实施治理的转型，以促进“善治”。在此背景下的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将涉及到社会治理理念的变革，政府的职能转变，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防护，利用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着力推进“互联网+”时代的法治新常态。[6]还有学者从实践案例的角度出发，认为运用“互联网+”思维建立依托现代互联网的技术治理能够产生“溢出效应”，即内在性的有序治理、权利政治的民主治理以及切实改进干部作风的组织治理等功能。[7]

“互联网+”是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课题，但现有的关于“互联网+”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厘清“互联网+”参与社区治理的历史脉络，分析其对原有社区治理方式的解构和对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再造，较少从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角度去探索如何利用“互联网+”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从而最终实现社区的“善治”，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所在。

本文运用的协同治理理论的基础是自然科学的协同论和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的统一，对于社会系统协同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应该将治理与统治的概念区分开来。两者虽然都涉及公共权力及其对社会事务的统治与管理，但是，传统的统治强调了政府正式权力的应用，强制规则的制定和具有强制力的规则体系和政策执行。协同治理则既包括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将非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社区组织及公民个人纳入到治理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建立新型的协同治理体系。[8]罗茨和斯托里等国外学者从概念、模式和机制上对协同治理理论进行了发展和推进。罗茨提出了协同治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及其特征，包括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资源共享，信任基础及合作网络。[9]斯托克则进一步论证了在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组织之间的界限模糊、相互依赖及自我管理。[10]

在我国，俞可平等学者将治理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协同治理对公共管理进行改革和创新。[11]国内学者相继从公共管理改革与政府转型、公共危机、社会组织三个层面展开对协同治理的研究。有学者从公共管理改革与政府转型的层面剖析协同治理，认为协同治理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和政府模式，政府行为以服务为导向，优化治理资源，创新管理体制，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协同治理创新。[12]也有学者从公共危机的层面来研究协同治理，认为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使得危机的预防和处置需要引入和调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并指出由传统管理理念向协同治理理念转变、协同治理结构的建立、协同治理机制的塑造、社会资本的培育是构建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主要路径;[13]另有学者则从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的角度对协同治理进行研究，认为除政府外，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既是实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织力量，又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支撑体系。[14]

综上所述，虽然有较多学者对社区治理已经进行了研究，但主要研究将“互联网+”与协同治理的角度相对隔离，缺乏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对“互联网+”带来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及其挑战进行的深入分析。基于此，本文以G省D区为例，分析在新型环境下，基层政府在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治理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有效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创新。

二、D区“互联网+”社区治理案例分析

(一)案例的选取

本文之所以选取G省D区为案例进行研究，是因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探索出的“互联网+社区治理”新模式，是G省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对全国广大地区也具有可借鉴性。D区是G省Z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人口约30余万，经济在G省处于中等水平，D区的社区结构以普通住宅小区为主，该区的社会组织资源较有特色，专业社工、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和新型社会组织发展程度一般，但党组织健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作用。该区人口结构中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比重大约为3：1，社会结构和秩序、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呈现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政府财政实力有限，倒逼政府在现有的资源的基础上，借助社会力量的支持，实现社区服务管理创新。

2012年，“D区城市社区服务管理”成为G省首批社会创新试点项目，并确定为“省社会创新实验基地”。该区的一批基层组织也受到国家有关部门表彰奖励。比如，某街道党工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三个街道及社区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区38个城市社区100%被评为G省六好平安和谐社区。因此，D区的“互联网+”社区服务具有比较典型的研究价值和推广意义。

(二)D区“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分析

2011年，D区第七次党代会对未来五年工作做出“加快转型升级、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幸福D区”的重大战略部署，把“社会管理创新特色明显，形成D区品牌”作为D区未来的三大发展目标之一，明确要求要在创新模式、机制、载体上下功夫。2013年以来，D区按照Z市委“两区引领两化”五年行动计划关于推行网格化管理和实施“D区城市社区服务管理”省社会创新试点工作的要求，把以推行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建立了“网络全覆盖、资源共分享、责任更到位、管理无盲区、服务零距离”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主要思路是以服务居民需求为导向，充分运用网格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将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将电子地图作为依托，把社区信息全部定位到网格，把工作力量整合下沉到网格，社区事务逐项分解到网格，推进新型社区管理发展。

1.网格化管理，以人为本，科学构建服务管理体系

实施“互联网+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幸福生活和人的发展，因此智慧社区建设具有“以人为本”的核心，解决社区群众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通过规范管理网格化责任区，理顺社区工作关系，明确工作职责，构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体系。在社区试点运行基础上，按照300户、1000人左右的规模和便于居民自治、便于服务管理原则划分单元网格。同时，统筹推进人员、经费、资源“三个下沉”，推动部门干部进区入网、社区干部进网入户，将每个社区办公经费由年不足1万元增加到6万元;整合街道社区办公、活动用房更多用于便民服务，使社区资源服务居民发挥更大效用。同时，给予具备长期社会治理经验、与百姓接触最多的基层社会治理人员政策执行权，让社区群众的诉求与基层治理人员的能力相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创造力和想象力，使“互联网+社区治理”所采取的措施、组织的活动更“接地气”，更受社区群众的欢迎。

2.组建网格队伍，统筹管理，实现服务管理扁平化

实现智慧的社会治理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是在城市“智能化”的基础上做到人的“智慧化”。因此，在构建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D区按照“3+10+N”模式，组建网格管理员、服务员和志愿者3支队伍，配备社区民警、城管、司法、安监、消防、物管等10大专业服务力量和“两代表一委员”、社区党员、热心市民等志愿力量，分工承担网格社会服务和管理事务。同时，街道社区根据网格的自身特点合理配备网格负责人。在实施的过程中注重提升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水平，鼓励社区工作者参与专业社会工作培训和考试，对已获得社会工作师资格的社区工作者分别按初级每人2000元、中级每人30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通过制定网格管理制度，明确网格服务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将日常巡访与上门探访等工作做到日常化、常态化，对社区出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协调处理，将问题解决在第一线萌芽状态。D区在“互联网+社区治理”构建过程中。上到区政府主要领导，下到社区的普通网格员，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增强各环节执行力，推进低成本、高效率的智慧城市建设。

3.搭建智慧平台，跨界融合，促进服务管理智能化

“互联网+”需要跨界融合，D区通过搭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社会服务管理数据中心，整合公安、人社、计卫、城管等20多个部门200个业务台账及全部社区数据，开发包括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综治维稳等在内的社会管理平台，通过对接社区在线、“两代表一委员”网络问政平台、社区微博微信群等平台，实现了对辖区内“人、地、事、物、组织”等各类信息的动态管理。在此基础上，率先在全市建成集行政执法业务和电子监察于一体的“执法通”综合行政执法和治安防控平台，以网格为单位开展市政管养服务与城管执法，在综治维稳、城市管理等重点区域新建30个高清探头和智能行为分析系统，以网格为单位，整合城区公共区域视频探头1800多个，接入智能化网格视频监控平台，构建平安“天网”工程。D区通过打造智慧社区服务平台，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打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

4.依托“互联网+”，多元共治，推动服务管理社会化

把市场主体和市场资本引向社区重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D区在构建“互联网+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突出特点。D区在智慧社区的创建中引进银行机构、商铺、公益团队、信息技术公司等市场主体，一方面市场主体得到政府的支持、许可，能够进驻社区，实现“最后100米”的突破，另一方面政府借助市场主体的资金、技术、资源达到小投入、大产出的效果，既节约了紧缺的政府资金投入，又提高了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改变以往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市场不热政府热”的状态，激发市场潜能，通过互利互惠的形式形成良性循环。另外，D区还依托“互联网+”，积极引导社会服务管理重心下沉，共同发挥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的作用，构建社区精细化服务体系。在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中，深化结对共建活动，全面推进党建联抓、文明联创、服务联做、稳定联保、环境联建的“五联共管”工作模式。加大发挥社区居民在小区中的自治作用，积极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主导，小区党支部、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共同参与的小区居民自治模式，逐步健全了党务事务听证咨询、工作听证会、事务协商会、业委会财务公开等制度。

三、“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的挑战及其与传统社区管理模式的矛盾

综上所述，D区通过网格化管理、组建网格队伍、搭建网络平台、推进多元共治等举措，推进了“互联网+”城市社区的治理创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互联网+”新形势的出现及其对传统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挑战，使得协同治理的矛盾和瓶颈逐步显现，亟需综合分析，全面解决。这些矛盾主要包括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平台建设及资源保障等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体现了“互联网+”对城市社区带来的新变化与新机遇，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互联网+”带来的新挑战。

(一)治理理念上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实行的是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社会管理模式。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熟人社会”被多元化和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型城市社区治理。[15]基层政府虽然尝试让其他社会力量加入到治理体系中，但并未主动吸收和接纳社会力量，真正放权于社会的步子不大。

“互联网+”在城市社区中的兴起，使社区网格化工作得以实施，为新型社区治理搭建了现代沟通的平台。新兴技术的发展使社区治理各类事务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扁平化，信息交互及资源共享更加便捷。在此基础上，D区出台了《D区推行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意见》和《D区推行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统筹推进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各项工作。然而，目前的改革政策难以跟上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制度落后于技术，未能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比如，在开展“居站分离”工作的过程中，新设立的社区公共服务站在推进社区行政管理事项准入管理制度的进度比预期目标较为缓慢，在建立网格事件闭合工作流程，规范各类事件的工作流程等方面仍然保持了原先居委会的管理模式，对融合“互联网+”，推进基层社区服务在较长时间内仍处于摸索阶段。而且，在实践中，一些政府部门对“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缺乏主动的认知，仍然坚持既有的治理模式，缺乏改革的决心和毅力。在另一极端，又过于简单地认为只要将传统的社会管理与互联网结合就能带来创新，缺乏新型社区治理规划。[16]这些治理理念上的矛盾，使“互联网+”环境下的社区治理遇到了瓶颈和阻碍。因此，基层政府需要首先认识到现代技术为社区治理带来的机遇，传统垂直式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日益扁平化的新型社区，从理念上改变“互联网+”社区治理是协同治理创新的基础。

(二)体制机制上的挑战

在充分认识到“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需要理念转变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以D区为例，其在体制机制上面临的最大难题，一方面是层级分工上权责不统一，未明确界定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的行政服务和管理范围。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相互独立运行，与街道办事处之间的部门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同时，社区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职能定位及行为规范缺乏有效的管理制约，其参与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缺乏有效的协调和监督。另一方面，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存在协作障碍。在构建网格化平台，形成专业化网格管理员队伍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下沉网格人员组成网格管理服务团队，建立街道社区、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成为现实的难题。

在“互联网+”社区的技术支持下，D区运用技术监督评价、定量考核评价和群众反馈等方式，通过建立区直职能部门、街道社区、网格责任人和网格专业工作人员等多层的监督评价体系。然而，这些手段依然延续了由上至下的管理办法，缺乏水平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依然依靠传统行政，手段比较单一，未能充分落实协同治理中对各主体间政策合作、资源共享及平台搭建，对推进“互联网+”社区的治理创新尚待提高。

(三)平台建设上的挑战

从D区“互联网+”社区治理建设效果来看，虽然采取了包括构建平安“天网”工程等跨部门协同举措，在平台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各个部门各做各的、单打独斗的现象。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平台、网站，资源浪费严重，导致每一个平台网站投入的资金有限，服务设施设备相对较差，进一步加重了人员等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同时，各部门之间由于对“互联网+”的技术平台意识不强，沟通协调不顺畅，未能充分利用不同服务项目、不同政策部门之间的串联与沟通，先进经验做法难以推广铺开，其他部门还要再次摸索，浪费时间和资金。此外，“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构建过程中仍有很多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尚未整合进政府的建设体系中，缺乏相关的信息安全标准、技术标准、审核标准等制度机制。协同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进行信息资源的发掘和共享，而长期以来大量信息资源由政府主导，其他治理主体必须获得政府部门的许可才可以开发及使用信息资源。因此，政府部门是否愿意开放这些信息，开放的形式、范围，在最大限度上推进“互联网+”社区治理平台的建设，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工作热情和效率。

(四)资源保障上的挑战

“互联网+”的发展为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硬件设备，同时，也提出了对技术人员和管理手段的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尚未意识到构建“互联网+”平台在财政预算和资源保障上的建设需求，社区经费投入不足，人员培训薄弱，投入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同时，大部分城市社区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拨款，较少引入社会力量的支持，而且拨款仅够维持社区的日常运作，难以保障软硬件方面的投入与建设。由于缺乏物质条件，资源保障上的问题使“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的推行将举步维艰。社区如何自给自足，增强“互联网+”时代新型社区的造血功能，在保障社区治理安全有效的基础上充分吸引市场资源和资金，保证改革的可持续性，这是继续深化社区治理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互联网+”背景下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从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平台建设及资源保障四个方面推进“互联网+”背景下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

(一)治理理念上的协同

首先要意识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社区治理的深远影响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互联网+”要求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必须要做出相应的改变，需要真正认识到网络不仅仅是一种媒介，更是一个重要的话语平台，一种社会管理的手段，以及是社区居民舆情和居民利益诉求的集散地。[17]社区治理者应主动认识并积极理解“互联网+”的发展，在创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国有机运用“互联网+”技术，同时也要意识到“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为社区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和路径选择的同时，只有提高社区治理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才能使“互联网+”在社区治理中成功发挥积极作用。

政府要明确在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确立平等的主体关系。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党组织应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政府部门减少对社区的直接干预，从行政权力向社会权力转变;社区组织充分发挥自治职责，积极为社区服务，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互联网+”的发展要求多元主体在职责分明的基础上，疏通相互间信息交流的渠道，开辟协商合作的渠道，化解由于政府一家独大带来的治理矛盾，有机整合新技术带来的社区资源，形成协同治理机制，解决社区治理问题。

(二)体制机制上的协同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助力“市场的手”实现了信息资源及其利益的重新分配，对传统的政府权力的边界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18]这种变革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社区治理模式更加符合民意。随着参与渠道的拓展，多元主体通过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与政府联手对社区进行有效治理。

“互联网+”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海量数据，社会服务向“线上”转移是大势所趋。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适度合理地向多元主体放权。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使相关部门打破利益藩篱、提高办事效率，信息资源共享。从政府自身来看，政府是各类组织中最大的数据源和信息源，在治理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源源不断地产生信息。因此，政府作为“互联网+”网络中信息的集散地，需要主动打破信息孤岛限制，多方实时共享信息资源，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一方面将权力下权，允许市场、社会主体去管理更多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制定政策法规，规范多元治理主体的行为，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多元治理主体间沟通协调。

(三)平台建设上的协同

“互联网+”使云政务公共平台的建设成为可能，包括人口管理、交通监测、公共安全、综合执法等方面的综合社区服务可以向平台化、系统化整合。市区两级政府的职能将由管理者转化为网络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利用“互联网+”技术降低政府运行的行政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可及性。街道和社区各相关部门则应全面接入政务平台，利用基于互联网的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和政务APP等网络工具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基层政府治理体系，创建信息公开、听取民意、回应诉求、吸引公众参与的新平台，为企事业单位和公众提供开放化、社会化、集成化的政府信息服务，提高基层政府的透明度和决策的科学民主性。

基层政府需要搭建智慧社区互助平台，整合社会资源，逐步形成覆盖城市社区的智慧社区互助网络。通过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队，将居民的个性化服务需求与社区内社会组织进行对接调配，并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包括活动监管、项目策划、技能培训、场地保障等多项支持，把更多的专业服务力量注入到社区中。

(四)资源保障上的协同

在引入“互联网+”创新社区治理进程中，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资金投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运行速度，降低运营成本，逐步扩大网络服务的覆盖范围，为“互联网+”在社区治理中的运行提供硬件基础保障，也使更多的公民可以享受到“互联网+”提供的便利。同时还应该完善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政策，增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加大对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为“互联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物质保障。

社区既需要政府的管理，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在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资源渠道的同时，社区治理应该向多元化资源渠道的发展。基层政府应该充分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通过引进企业、商家进社区，打造“政府引导，市场运营”的合作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最终促进多元化资源渠道的建立，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五、结论

“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新兴的、涉及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本文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对新型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及治理创新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如何使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形成治理合力，发挥各自功能，实现协同治理。从理念、机制、平台建设和资源保障等方面构建“互联网+”社区治理。“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社会治理不论是在技术层面抑或在制度体制层面都会产生极大的挑战，带来革命性的城市社区治理变革。

本文讨论的“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对于我国处于城镇化发展中后期阶段的广大地区具有借鉴意义。通过利用“互联网+”思维和借助社会力量的支持，探索一条既符合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又能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协同发展道路。在新技术全方位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已是大势所趋，政府需要利用“互联网+”的发展，抓住机遇打破垄断格局与部门壁垒，从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平台建设和资源保障等多方面进行改革，积极探索“互联网+”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社区的协同治理，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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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之相关举措

【内蒙古赤峰市西屯社区：三举措探索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中国文明网 2016-11-09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如何创新社区治理，把居民的需求、政府服务和社会组织有机结合起来，红山区大胆探索、积极创新，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多方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借助社会组织力量解决社区建设问题，盘活了社区管理这盘“棋”。

初冬时节，室外寒风萧瑟，室内暖意融融。在红山区西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活动室，身体不适的胡大娘在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正与其他居民一同享受社区为他们提供的免费保健服务。“在这按摩、烤电和锻炼的器械都是免费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照顾得像家人一样，什么时候来都是这么热情贴心，大家都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天天来报到。”胡大娘高兴地说。

幸福源于心底的满意。如今，经过社区治理后的西屯街道焕然一新，社区环境舒适宜人、文体娱乐丰富多彩、生活服务有求必应，精细化、便捷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让西屯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逐日提高，幸福指数与获得感也大大提升。

居有所学，居民互动各有所获

李春凤是西屯街道“E”时代文化社的带头人，主要负责教授手机和电脑的使用。培训班的免费课程吸引了社区众多中老年人前来学习，开班半年多来，从每月两课到如今每周一课的课程安排，每期培训班都座无虚席，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说起办班初衷，李春凤说：“我了解到身边很多老年人有学习使用手机和电脑的需求，但没有学习机会，就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社区的扶持以及身边众多志愿者的加入，使这个培训班成为社区老年人离不开的热门技能班。

现在，社区里已有数十位“望屏生畏”的老年人，从不会使用手机电脑，到能熟练运用社交软件、上网浏览网页、网络购物、收发邮件。今年80多岁已能玩转智能手机的苗丽娟老人难掩兴奋地说：“这么好的时代让我们赶上了，生活待遇年年提高，生活品质越来越好，我也要像年轻人一样，把咱的幸福生活晒到朋友圈！”

在西屯街道，像李春凤的“E”时代文化社这般，还有俏手剪纸课堂、轻松快乐学音标——爱心学堂等一批有学有教的社会组织和公益达人满足居民各类需求，大家互动交流、互相协助，在付出与收获中感受生活中的种种幸福。

居有所好，社区生活自得其乐

万圣节前夕，一大早，居民姜庚就带着女儿来到了社区里的少年智造手工坊，参与万圣节主题手工制作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父女俩很快做好了不同颜色和大小的幽灵手工品。看着女儿拿着成品准备带到班级展示的高兴样子，姜庚说：“参加社区这个活动班以后，家长与孩子间的亲子关系拉近了，孩子的动手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都得到明显提升，这样的变化，让我们特别满意。”

居民的需求就是社区工作的“方向标”。为了让这些有着不同文化活动需求的居民能够更好地自得其乐，西屯街道以“创享空间”为依托，挖掘并培育出一批符合居民需求的社会组织为大家提供社区服务。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春艳介绍说，为使活动更具针对性，街道还根据不同阶层居民的兴趣点，组织开展了各具文化特色和发展潜力的社区活动。

布艺贴画坊是众多活动中最受群众欢迎的一个。从喜欢布贴画到寻找老师学习，从上门求教到社区有固定教室开课，从“门外汉”到担任班长，居民王俊荣伴着社区布艺贴画坊共同成长。

看到班里伙伴们的作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欢迎，王俊荣打起了开网店的主意，希望带动更多人喜欢布艺贴画的同时，让大家的爱好产生一些收益。她高兴地说：“社区为我们提供平台，让我们有所为，自得其乐的日子就是好！”

居有所往，邻里深情胜似家人

马世英理发工作室在西屯街道远近闻名。只要来个电话，他就骑着自行车，带上理发工具箱，为社区有理发需求的高龄、残疾或者身体不便的老人免费上门理发，仅今年就为200多位老人提供了服务。他还主动上门为居民免费维修下水道，进行简单的电路维修。

由于西屯街道所辖社区大多为老旧小区，今年夏季，看到广场内夏日阴凉地方少，社区居民自发收集了闲置废品，用卖废品的钱购置了遮阳伞供大家休闲活动。享受到清凉的居民也以实际行动进行了回馈，每户居民从家里做上一道拿手菜，备上两大桌“家宴”，大家在会餐中共话邻里情。参加活动的居民管树华说：“我们幼有所学、老有所乐，邻里关系和睦，整个辖区都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可让其他社区的人羡慕坏了，直说这么幸福和谐的社区他们也想来住呢！”

现如今，“幸福西屯”已经成为该街道对外的一张名片。而这，只是红山区社区治理、探索地域性创新管理新路的一个缩影。目前，红山区已创建实验区推进组专项推进社区治理，通过全面加强社区硬件建设，强力推进11个标准化社区建设任务，鼓励内生和引进社工人才等举措，配合云计算启动智慧社区建设。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打造“红色物业”治理新模式】

搜狐 2018-07-31

为进一步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罗星街道始终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旨，牢牢把握城市基层党建核心要义，坚持发挥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推行“红色物业”制度，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零距离服务，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以来，全街道通过实施“红色物业”制度，受理民生实事165件，解决群众困难问题325个，受到居民群众广泛认可。

一、组建网络，整合资源

强化“红色物业”体系管理

01建立健全管理体系

成立街道、社区两级推进“红色物业”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以小区为单位的“社区居委会、小区业委会、小区物业公司、居民(党楼道长)”为成员的“红色物业”多方联动议事机制。

02加强组织和工作覆盖

通过单建、挂建、联建等方式，全面加强小区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率。今年以来，已单建物业公司党支部4家，联建1家；单建业主委员会党支部1家，联建1家。

03充分整合共建资源

以“资源共享、和谐共促”理念，将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四方红色联盟”单位、辖区企事业单位、96345志愿服务驿站等多方力量共同融入“红色物业”体系，进一步形成共建合力。

二、建章立制，健全方法

提升“红色物业”工作水平

01实施议事协商机制

以小区为单位建立党群议事会议制度。坚持“每月定期召开，特殊情况调整召开”原则，共同商讨解决小区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为社区治理提出优化建议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了居民参与小区自治的积极性。

02强化过程有效管理

推行“日联、周会、月商、季研、年总”五步工作法，通过民情恳谈会、事务协调会、工作听证会和成效评议会等“四会”议事形式，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过程管理的热情和广度，有序、高效解决小区环境改造、公共设施改善等重大事项。

03完善量化考核制度

街道党委及相关职能部门对社区党群议事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管。特别是对物业公司实行动态考核管理制度，将服务居民、管理小区、居民满意度等情况作为年终行业评先评优重要内容。以行业内倒逼机制，实行促使物业公司推行自我改进、自我提升的运营管理模式。

三、配套保障，激活功能

彰显“红色物业”服务成效

01建设服务活动阵地

在各小区利用社区服务用房、物业用房等空间资源，建设集学习交流、便民服务、党群议事、文体活动、矛盾调解于一体的“红色物业”活动阵地。目前已单建完成御景湾小区等4个“红色物业”活动阵地。

02加强管理服务水平

结合文明创建等要求，加强对社区、物业企业有效管理，提高主动履职意识。其中，恒旺物业通过排摸梳理小区需求清单、问题清单，建立小区“居民公约”，实现为小区居民群众提供专业化、精准化、个性化服务，该物业服务企业被评为嘉善县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优秀企业；绿安物业管理的北玫瑰小区物业费收缴率达到了98%。

03全力保障工作经费

街道党委对新建的“红色物业”党组织，参照两新组织党组织建设经费标准予以一次性补助和经常性工作经费，保障“红色物业”组织有序运行、活动有效开展、作用常态发挥。

【浙江宁波海曙区西门街道：三举措推进社区治理工作】

西门街道党工委 2018-08-27

今年来，西门街道党工委以社区“大党委”制、“三三联动”制、“五大服务”制为抓手，加大资源统筹力度，加强服务管理联动，推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新格局。

一是推进社区“大党委”制，促进区域党建大融合。一是推动工作融合。建立社区“专职委员+兼职委员”模式，选拔一批辖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物业公司党员骨干、业主委员会党员骨干担任兼职委员，引导社区党委委员按照职责分工到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中担任兼职岗位。二是推动资源融合。创新党建联建工作载体，在社区搭建物居业联合办公平台，通过交流经验、协调资源等合作，整合社区物业、居委会、业委会各方主体资源力量，形成社区建设管理合力。三是推动服务融合。整合辖区各单位、社会组织等服务资源，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为居民群众提供免费的服务，激发各领域党员的服务热情，释放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推进物居“三三联动”制，形成共建共治新格局。一是推动“三方”联动机制。确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三方联动”的社区管理模式，通过联席会议和矛盾调节等机制，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骨干督促物业服务、维护业主权益提供平台。二是深化“三社”联动机制。依托网格党建和全科网格管理，融合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三方力量，实施社区党务、居民事务、社区自治“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确保服务实效。三是建强党群协商平台。以“居民说事”制度为载体，邀请物居业骨干、辖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社工等广泛听取民意，引领社区破解民生难题。

三是推进项目“五大服务”制，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一是推行项目“清单式”管理。充分发挥“大党委”协调联动和“三三”联动作用，建立“民生、公益、治理、文化、志愿”五大服务资源项目清单，让党员群众按照清单参与志愿服务，让居民群众通过清单获取社区服务。二是推行“支部+”运作方式。运用“支部+民生、公益、治理、文化、志愿”等五类服务模式，以支部党日活动为载体，讨论社区治理难题，领办五大服务资源项目，实现党的组织引领五类社区基本服务。三是推动“社会组织”联动模式。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支部为圆心，统筹协调辖区社会组织服务资源，并根据五大服务资源项目清单，推出居家养老、医疗保健、环境治理等服务项目，让居民获取最优化的民生服务。

【上海市松江区九里亭街道：探寻社区治理新模式】

人民网 2017-12-18

社区工作历来千头万绪，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趋于多元、群众利益诉求复杂多样，依靠个人经验管理社区的传统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提升居民对居委会工作的信任感，成为九里亭街道社区治理的重点。松江区九里亭街道通过顶层设计、基层探索、走访总结、完善机制，摸着石头过河，固化实践经验，积极探寻符合街道实际的社区治理模式。

建章立制，加强居民区规范化建设

为督导各居民区在社区治理上有所突破，做到围着社区跑、盯着居民转，切实解决居民反映的各类急难愁的实际问题，街道党工委召集居民区书记进行多次座谈、研讨，制定了九里亭街道社区治理十大制度，简称为居民区工作“十大制度”(工作例会制度、错时工作制度、首问接待责任制度、结对共建制度、社会监督制度、日常走访制度、网络联系制度、网格巡查制度、学习交流制度、考核评议制度)，通过制度抓牢抓实居民区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突出重点，提升居民区服务效能

筑牢基础，突出日常走访制度。走访制是工作基础，要求居民区干部要带着任务进社区，走得进门，说得上话，入得了心，切实做到“掌握情况在社区，解决问题在社区、感情融洽在社区”，架起与居民之间联系和沟通的桥梁，提升为居民办实事的能力。实行入户走访信息的双向反馈机制，对走访中收集到的问题认真归纳梳理，对反映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对提出的困难积极帮助解决，确定解决时限，责任落实到人，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人人有答复。根据“一、十、百、千”的目标，即一个居民区，十名工作人员，每人每年上门走访一百户家庭，全年实现走访一千户家庭。密切沟通，突出网络联系制度。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居民区根据社区实际创建不同的微信群，做到即时沟通，即时反馈，以技术化手段着力提升工作效能。着重突出“一、十、百、千、万”的工作目标，即一个居民区，建立十个微信平台，每个微信平台联系、服务一百个左右的居民，每年解答、解决一千个左右居民关心的问题和事项，每年街道实现一万人次以上的居民受益。目前各居民区相关微信群均已建立，相关举措也在推进落实。共建共享，突出结对共建制度。形成3个“2”的结对共建机制，即每个社工结对2户困难家庭，每个居民区班子成员结对2个优势群体，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结对2个共建单位。一方面能够挖掘社区资源，把能人、贤人挖出来、请出来，另一方面能够关注到社区特殊人群，开展扶贫帮困。此外，积极与社区之外的单位进行共建，通过优势资源的互动互补，提升社区治理的牵引力。

细化举措，确保制度规范落细落实

“十大制度”自8月份开始以绿庭尚城等6个居民区作为试点。从10月起在所有居民区全面铺开。按照制度内容，制定居民走访记录本、网络联系记录本，要求做好相关统计记录，以痕迹化管理手段确保“十项制度”落细落实。九里亭街道党工委及时进行跟踪问效，多次赴社区进行调研检查，查看居民区执行的力度和深度。接下来，还会对居民区进一步加强培训交流，强化十大制度的推行落实，着力提升居委会工作人员服务社区、服务居民的能力和水平。

【安徽省安庆宜城路街道：社区六大工程促进完善社区治理新体系】

迎江先锋网 2018-01-04

自迎江区提出实施社区建设六大提升工程后，宜城路街道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按照实现典型示范、全面提升的总体要求，制定了宜城路街道社区建设六大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和清单，并对照落实，形成了全街重视、关心、支持、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浓厚氛围。

改善社区办公条件提升服务群众能力

围绕“建设1—2个精品社区，2个以上的示范社区”要求，街道制定了社区办公房三年提升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在天后宫社区一楼门面中分步增购房产，增加天后宫社区办公用房、居民活动用房。重点解决吴樾社区办公用房选址及装潢、搬迁工作。通过积极争取，得到了区政府支持，争取到原国税迎江分局的空置办公用房作为吴樾社区新办公用房。目前，新办公用房正在按照社区办公面积标准化、居民活动空间最大化、使用效益最优化的要求进行设计，新建后的办公用房面积300余平方米，设有“一站式”服务大厅、多功能活动室、党员活动室、图书及电子阅览室、档案室等，方便党员、居民群众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

完善社区工作方法推动社区事业发展

优化社区网格化服务，完善街道、社区网络信息平台，实现“数据一次采集，资源多方共享”，力促网格化服务管理向纵深发展，让社区居民享受到全方位的信息化服务。进一步在合理划分网格、服务民生、共享信息、示范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促进高精细化服务管理。在实施过程中，整合街道、社区、网格长、党员队伍，全面调动他们参与社区工作的积极性。目前，全街共有社区网格长55人、楼栋长165人，党员志愿者487人、街道班子成员分别联系一个社区。通过集聚各方力量，定期开展针对性志愿服务项目，四者角色互为补充，从而实现走访联系全覆盖，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4月25日，人民路地下商业街业主大会谢幕，迎江区第一家商业业主委员会——人民路地下商业街业主委员会正式成立。街道以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为重点，让业主委员会民主参与小区管理、环境治理、居民互动。推进社区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互联共治的良性互动，建立健全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服务机制，解决居民群众关心的物业管理服务问题，提高居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社区治理水平。通过委托代理、预约办理、分类集中办理等工作制度，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效能，“15分钟服务圈”涉及社会保障、安全治理、纠纷调解、医疗保健、信息咨询等方面内容，保证办事群众“只跑一次路、只进一家门、只找一个人”，实现居民在15分钟内就能享受到吃、穿、住、行、乐等方面的优质服务。

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6月3日，宜城路街道举行社区书记助理岗位公开竞选面试，通过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观察对比，四名竞选者脱颖而出。7月15日，四名书记助理全部到位就职。9月17日，街道完成了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岗位调整，调整优化队伍结构，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年轻化、知识化、职业化。6月19日，街道安排吴樾社区、钱牌楼社区、天后宫社区、南水回族社区到合肥开展为期两天的考察学习。南水回族社区与钱牌楼社区分别与合肥畅园社区、淝南社区成功签订了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协议，通过定期交流、组织参观学习，建立互帮机制，实现资源共享。

健全完善制度机制  强化社区保障水平

街道制定各项工作考核细则，完善社区工作绩效考评机制。对社区建设和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实施目标考核，明确考评对象，细化考评内容。按平时和年终，定性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实行100分制，由街道分管领导牵头组织实施考核，各项考核均设年度一、二、三等奖，分别按等级计发放考核绩效。把工作态度、工作能力、服务水平、工作实绩和群众满意度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对社区考核末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劝离。对优秀社区工作者进行表彰，并优先推荐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劳动模范候选人。

夯实基层党建基础树立党建项目品牌

突出“党建+”理念，聚焦基层党建问题，进一步找准短板、补齐短板，努力建设宜城风景。推进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深化网格化党支部、功能型党支部建设，加大对社区党员分类管理力度，不断拓展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社会治理功能、社区服务功能的内涵和实现方式。成功创建了南水社区“马大姐工作室”及吴樾社区“五网悦民心”品牌项目，以精准化服务为主攻方向，结合辖区资源、地域特点、人文特征，创建完善人地适宜的社区党建品牌，在全街逐步推广，努力形成“一社区一品牌”的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同时培育社区草根组织，以“认同、支持、合作、参与”为纽带，将志趣相投的党员组织起来，俏夕阳、扬帆、冲锋号、梅之韵等党支部应运而生。在“趣缘”党支部的引领下，让居民走出家门，参与到志愿行动、兴趣活动、文化娱等社区生活中，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需要。

【四川成都高新区：实施社区服务全面提升行动】

成都高新区 2017-09-15

服务无处不在，幸福就在身边”是社区发展治理成效的最终检验标准。日前召开的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提出，要实施“社区服务全面提升行动”。9月15日，从成都高新区获悉，通过创新思路、建立机制、打造载体等方式，成都高新区社区服务水平不断提升，逐步形成了一条“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城乡社区治理之路，让老百姓得到了便利和实惠。

在探索提升社区服务水平的过程中，成都高新区各街道社区涌现出一批创新举措：肖家河街道通过“外引+内培”的方式，将社会组织纳入社区管理的格局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已成为成都高新区社会组织数量最多的街道;而芳草街街道打造了能够为居民提供全天候、一站式社区服务的综合体，使社区互融性和居民幸福感得到同步提升;桂溪街道则整合辖区资源，建立共驻共建机制，使社区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外引+内培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城市的发展带来生活变化，居民诉求越来越多元化。”肖家河街道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解决原有服务与居民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肖家河街道采取“外引+内培”模式，让更多优秀的社会组织进入街道社区，在成熟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孵化出本地社会组织，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2011年，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试点引入爱有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爱有戏”)的“义仓”项目，培训邻里互助志愿者队伍。“义仓”项目的成功推行，让老百姓初步了解了社会组织这个概念，随即，肖家河街道决定引入整个爱有戏项目。

“刚进入肖家河的时候，我们深刻感受到居民对更专业、更优质的社会服务的渴望，我们只要发放问卷调查，都会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反馈。”爱有戏负责人表示，短短几年时间，爱有戏不仅带来了“义仓义集”等优秀项目，更为肖家河各个社区、院落的居民自治组织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骨干力量。

为了引进更多外部优秀社会组织，解决内部社会组织人才缺失的问题，肖家河街道邀请第三方机构负责管理社会组织。“今年，我们和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合作，建立了肖家河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为辖区的社会组织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管理的平台。”肖家河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说，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管理机构，可以对社会组织进行深入专业的评估，有利于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和社区服务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肖家河街道在成都率先设立街道级的公益创投机制。今年，肖家河公益创投支持项目达35个，预算金额170万元。同时，肖家河街道还专门设置了社区微公益创投类项目，用于支持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团队和个人从解决身边的社区问题出发，主动参与社区、院落治理。

目前，肖家河街道登记注册社会组织已经有17个、备案社会组织35个，居成都高新区7个街道办事处之首，形成了政府、居民、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生态链。为了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肖家河街道和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协商制定了3年计划。“我们要求在3年时间内每个社区拥有10个以上社会组织，让社区的每个居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组织提供的优质服务。”肖家河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说。

一站式服务打造社区服务综合体

住在成都高新区芳草街街道神仙树社区的钟爷爷，9月9日上午的“行程”排得很满：9点和棋友下1小时象棋，10点体检，11点半左右接孙子回家吃饭。“别看事情这么多，但只是楼上楼下的事儿，而且今天的体检还是免费的呢!”看着自己安排的行程表，67岁的钟爷爷挺高兴。

钟爷爷口中“楼上楼下”就能解决事儿的地方，是位于芳草街街道神仙树社区的服务综合体。该综合体位于紫瑞北路与创瑞路之间，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周边社区居民都爱去的地方。

近日探访了这个综合体。该综合体分为两个区域，其中A区1层为芳草街街道办事处神仙树社区工作站，1至2层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3层为街道社会组织孵化园，4层为成都高新区志愿者协会，5层为综合体办公区域。B区的5层皆为芳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随着城市的发展，邻里关系越来越淡薄，想要聚拢社区居民、增加邻里关系的亲密度、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需要街道及社区的引导，其中，场地是关键。”芳草街街道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2年，为了给辖区居民提供全面、高效的“一站式”服务，芳草街街道在成都高新区率先打造出首个社区服务综合体，即芳草街街道市民服务中心，打通多个社区公共服务功能，成为能够为居民提供全天候、一站式社区服务的综合体。

从2012年到现在，该综合体根据居民“新需求”，不断完善各种服务功能：从最初为居民提供“联络感情”、增强社区凝聚力的场地，逐步加入纠纷调解、社会治安、公共卫生、优抚救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功能，并新增了亲子中心、“艺人坊”非物质文化平台、芳草国学讲习班、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等平台。

芳草街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说：“社区服务综合体致力于打造社区全龄人群的文化娱乐空间，各年龄段的居民都能走进综合体并建立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又不断提升社区的互融性和居民的幸福感。”

成立联盟扩展社区服务广度和深度

辖区面积大，社会资源丰富却分散，这是成都高新区部分街道存在的问题，如何整合利用这些社会资源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实践中，桂溪街道及各社区从教育、军民融合等各个方面着手，整合辖区资源，建立共驻共建机制，努力扩展社区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近日，在桂溪街道2017年度教育联席会上，来自桂溪街道辖区内的成都职业技术学院、9所中小学以及13所幼儿园的校长、园长聚在一起，围绕有效利用街道、学校资源解决双方的问题及需求，推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

桂溪街道办社事科负责人黄煌表示，自2016年整合辖区教育资源组建教育联席会以来，桂溪街道先后开展了“五进一暖”活动，将安全社区、先进文化、志愿服务等活动送进校园，同时，各所学校也将优秀的教育资源反馈给社区居民。

除了教育联席会，桂溪街道还聚集辖区13所幼儿园成立了幼教联盟，形成完善的教育资源链，并在今年陆续开展了优秀课程分享、幼儿园参观等学习活动，共同提升辖区内的幼教品质。

此外，由辖区5支驻军部队构成的双拥联席会，定期开展文化拥军、法律拥军、就业拥军等拥军优属活动，服务驻军战士。同时，将安全社区建设、国防教育等活动带到社区居民中，联系驻军部队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实现共驻、共建、共享。

为更好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桂溪街道永安社区整合辖区行业资源，孵化成立了金融、医药、艺体3个社会联盟，为社区居民提供金融咨询、健康义诊、暑期总动员等活动，并成立了成都市首个文体总会党支部，下设器乐、合唱、舞蹈协会等6个协会2支队伍，会员人数达400余人。

今年夏天，桂溪街道永安社区“艺体联盟”各培训机构为社区孩子们提供免费舞蹈、绘画、英语等活动，吸引了300余名青少年参加;“医药联盟”则和社区一道，熬制消暑饮品放置在人群集中的地方，为辖区居民送去“清凉”。

桂溪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成立联盟，能够有效放大资源整合效应，实现“紧密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标，进而使社区服务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增强社区市民的获得感。

【四川成都高新区：探索社区发展治理新路径】

成都高新公众信息网 2018-06-15

从2018年6月14日召开的成都高新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现场推进会了解到，自去年全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大会召开以来，成都高新区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化党建引领，强化服务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水平持续提升，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建设成效明显。

据介绍，成都高新区坚持需求导向，强化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系统设计，提升社区发展治理水平。在深入学习全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精神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调研走访活动，累计召开交流座谈会数百场次，深入走访居民、单位、商户，收回调查问卷2.6万余份。针对群众提出的公建配套、物业管理、生活服务等5大类23个方面突出问题，成都高新区制定解决措施，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新内涵幸福生活社区的意见》，明确以“两项攻坚任务”、“八大提升工程”为重点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任务，并逐一分解细化，制定了具体实施措施。

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进程中，成都高新区不断探索“共建共享”路径。成都高新区组织园区、街道开展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创新实践，集合社会力量，积极探索具有高新特色的功能区、园区、街道、社区治理新模式，坚持典型引领，助推成都高新区民生建设。以天府新谷、天府软件园为代表的“党建引领促发展、双区融合共治理”工作模式，以桂溪街道为代表的物管院落“三联三共”治理模式，以肖家河街道为代表的“三社联动”治理经验……成都高新区形成了一批具有高新特色的社区发展治理经验，以典型引领全区社区发展治理水平提升。

按照市委“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的要求，成都高新区强化统筹协调，纵深推进，从2017年至今，累计投入资金近30亿元，大力推进高品质和谐宜居社区建设。在高新东区，通过公益创投、专题培训、新安置社区筹建等工作的开展，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有效提升。在高新南区和西区，所有街道建立了兼职委员和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城市社区全面实行大党委制，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机制基本形成，城乡群众对辖区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度不断提升。2017年，成都高新区社区发展治理工作在市级目标考核中位列第1名。

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按照市委“全面落实年”部署要求，全力完成市级下达的目标任务，强力推动社区发展规划编制、社区综合体标准化体系构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心建设等，进一步深化功能区、园区、街道、社区发展治理“高新模式”，为推进全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贡献高新智慧和力量。

大/会/发/言

在昨日举行的成都高新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现场推进会上，成都高新区政法委、规划国土建设局、环境保护与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就社区发展治理“五大行动”实施情况和工作安排进行了汇报，合作街道和草池镇就自身社区发展治理经验做了交流分享。了解到，社区发展治理工作已在成都高新区全面开展，各部门、各街道、各乡镇狠抓落实、大胆创新、形成合力，共同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成都高新区政法委：

24个社区已建设“网格-社区-街道”三级任务管理平台

2017年，成都高新区政法委围绕深化“大联动·微治理”体系建设，保障“大联动·微治理”平台顺利运行。

与此同时，以“网格功能化”支撑社区管理精细化，成都高新区总结提炼了“184”网格管理思路，创新网格运行模式，建立了“网格-社区-街道”三级任务管理平台，实现区、街道(乡镇)、社区(村)、网格四级贯通，成为成都高新区“大联动·微治理”体系的特色功能，并在全区选取24个社区完成了推广建设。

去年，按照国家综治中心建设标准和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成都高新区政法委积极推进，完成了7个街道、68个社区的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成都高新区规划国土建设局：

肖家河正街、玉林西路等特色街区项目正在推进

作为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成都高新区社区综合体目前共有7个项目在建，其中肖家河、新北、新南、新华南、泡小5个社区综合体项目已经进入装饰装修及总平施工阶段，大源核心区、大源街办2个社区综合体项目目前正进行主体施工。

2017年，成都高新区还成功打造了崇德园、大源商务商业区等特色街区。2018年，肖家河正街步行街特色街区打造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清单编制，玉林西路特色街区正在进行方案设计。

成都高新区环境保护

与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启动47个老旧院落改造工作

以“人本”为关键，成都高新区环境保护与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深化工作机制，有序推进老旧院落改造。

持续深化“四二五”工作法，探索推行“一尊重五结合”工作机制，即“院落改造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院落改造与深化基层治理、完善居住功能、美化居住环境、整治安全隐患、建立长效管理制度相结合”，按照“启动一批、改造一批、带动一批”的“滚动式”院落改造模式，有效推动2017-2018年度47个老旧院落改造工作。

目前，神仙园、兴蓉西巷3号院已经完成硬件改造，蓓蕾东巷1号院、蓓蕾东巷2号院、兴蓉西巷1号院已经完成招投标工作。

合作街道：集高校力量创办社区发展治理学院

合作街道党工委提出了“先锋精神领航，构建四合之作”的社区发展治理理念，积极集合组织力量、智慧力量、企业力量和平台力量，建设“人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新合作。

合作街道构建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健全领导机制；开启公益基金模式，完善参与机制；运行“党建+志愿服务”机制，实现服务无死角。集合高校力量，合作街道创办了由电子科技大学、川大锦城学院等为主导的合作街道社区发展治理学院，推行“四个一百计划”。同时，合作街道成立了由成都社区治理专家咨询团发起人、高校教授等8名骨干组成的社区发展治理顾问团，截至目前已开展了如“一对一”启智服务、“星期六工作坊”等社区发展治理顾问智囊服务12次。

草池镇：以点带面打造空港新城样板社区

草池镇桢楠社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党建核心，打牢社区组织基础，优化社区阵地建设，倡导共建共管，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一是社区构建“微”治理体系，形成“网格”治理单元，利用社区居民交流圈，注册社区微信公众号，搭建民生政策宣传“微”平台，引导居民理性参与自治。二是发挥志愿服务作用，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编制志愿服务项目，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三是引入多元治理模式，围绕德治+法治，在社区营造良好氛围。

下一步，草池镇将坚持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思路，积极探索总结安置小区社区建设宝贵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部署落地落实，努力将新社区打造成空港新城样板社区。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宜宾日报 2018-06-19

南溪街道地处四川南部,位于南溪区境中部偏东，长江上游北岸，是一座有14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古城，自2013年撤镇设街道以来，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人口迅速增多，旧城功能亟待完善，城市管理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针对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引领作用不明显、新老城区规划不匹配、城市管理部份区域权责界限不明、经费匹配不足等具体问题，南溪街道积极探索社区加法，创建社区治理新模式，努力打造“绿色街道、富强街道、文明街道、和谐街道、活力街道”。

创新“社区+学校”模式

解决群众自治意识淡薄问题

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动员组织群众方面的优势，建立城市居民学习中心，精准开设各类课程，全面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是统筹资源办学。投入资金1000万元，整合社区书屋、日间照料中心等资源建成城市居民学习中心，内设茶艺、书法等10余个功能室，配置云屏数字借阅机、出版物数字化网点。将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等纳入学习中心的现场教育点，与宜宾广播电视大学合作开通网络学习平台，全面拓展学习空间。二是按需定制服务。通过发放问卷调查方式收集群众学习需求，科学设置舞蹈、瑜伽、烹饪等20余项课程并实时动态调整，邀请宜宾电大、南溪职校等教师组建义教队按需施教。针对老年人、留守儿童等特殊人群，开设晨晚课堂、寒暑假课堂，灵活学习时间。三是强化教学成果运用。支持学员根据身体状况、爱好特长等情况组建志愿者队伍，参加广场舞比赛、送文化下乡等活动。城市居民学习中心被四川省职教厅评为“终身学习品牌项目”。2017年，南溪街道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

创新“社区+社工”模式

解决服务力量不足问题

持续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支持热心居民在社会救助、社会慈善、青少年服务等多领域中施展才干，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一是搭建社工平台。遵循“共融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按照市场运营模式，引入西南财大、四川光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建立“三方”协作机制，在凤翔社区和西门社区分别成立“社工站”，着力培养市民积极主动参与社区自治习惯。二是培育骨干队伍。支持社工站独立运营，自主发掘和培养社区骨干力量，为建立专业人才队伍提供智力保证。目前，两个社区工作站点共招募志愿者45位，开展大型公益服务145场，服务覆盖凤翔和西门社区居民共12000余人。三是创新活动内容。创新开展“社区提案大赛”“众意空间”“党员政治生日”等活动，引导社区党员、群众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提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能力。开展多彩社区、手工创意坊等创意活动，引导社区居民间走出家门参与社区互动，增进相互沟通了解，共同参与解决社区单体楼栋卫生差、信访矛盾突出等问题，成功化解矛盾纠纷20余起。

创新“社区+物管”模式

解决自治能力不足问题

根据老旧小区实际情况，引导组建业委会，因地制宜确定物业服务模式，解决秩序维护、公共区域日常维修等基本自治服务缺位问题，改善居住环境。一是分类引入物业。针对老城区、棚户区、单体楼院多的特点，由社区党支部和物业协会党支部共同牵头，在凤翔、南门等5个社区分类采用小区自主管理、社区指导自主管理、社区代为管理3种方式实施物业管理，使社区的物业管理作为社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完善管理机制。建立“党工委领导、办事处指导、物管协会自律、社区住户自治”机制，党工委通过支部对物业公司和党员业主进行管理，办事处采取物业经费“街道补助3个月、其后居民按户自行承担”引导居民参与，社区通过指导物业完善自管章程，定期对物管资金用途、物管成效等开展监督的方式，推动实现重要事项一并商量一并部署，有效地避免了社区与物业公司在管理上存在“二张皮”的情况，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三是引导居民自治。采取发放传单、LED显示屏滚动播放等方式，宣传小区自治意义与好处。集中邀请物协骨干、社居代表召开业委会创建指导会议，遴选100余名热心公益的小区居民进行培训，帮助建立业委会42个，街道准物业管理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创新“社区+铁军”模式

解决保障能力不足问题

坚持把强化党建核心引领作为创新社区基层治理的基础，持续优化社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深化考核评价方式创新，做牢推动社区发展的铁军保障。一是强化干部教育培训。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定期开展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法规等专题培训，精准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组织社区干部围绕“服务群众，我们怎么干？”“推动社区大发展，我们怎么办？”等课题，深入社区楼院开展问需调研，推动党员干部与群众同频共振。二是建立末尾淘汰机制。所有社区常职干部实行“测评考核+竞聘考试”考核，对综合成绩在75分以下的书记降职使用，由排名在前、群众满意度高的社区主任优先递补；对综合成绩在75分以下的社区主任降职使用，由排名在前、群众满意度高的副主任优先递补。三是严格执行停薪留职。对综合成绩在75分以下的社区副主任停薪留职1个月，根据其整改情况和现实表现，经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研究决定其岗位，真正把综合素质好、文化水平高、领导能力强、成绩突出、群众公认的社区常职干部选任到相应岗位上，塑造了一支能力和素质过硬的社区治理铁军，为加强社区治理提供坚强的组织和队伍保障。

【山东济南泉城路街道：“胡同管家”全方位管理老城区】

齐鲁晚报 2017-09-26

老城区迎来新“管家”

乍一听，“胡同管家”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不外乎购买服务进行物业管理。但如果放到泉城路街道辖区内，这一举措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创新意义———泉子多，居民泉眼边洗衣不文明；胡同窄，路边停车太拥堵；平房多，线路老化不安全；老人多，生命通道被堵隐患大；地势低，汛期内涝是常态……为了让老城区的社区治理能有质的提升，泉城路街道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全面引入三家专业的物业公司。“看中的就是他们在停车管理、开放式小区管理及安保服务方面的特长和优势。”街道办事处主任路文表示，初步探索出“物业精细化管理、城管全天候巡查、社区保姆式服务、政府规范化监管”的服务管理模式，在加快破解老城区管理难题上闯出一条新路。

就服务种类而言，“胡同管家”主要围绕环卫保洁、绿化养护、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安全防范、设施巡查六大内容推进综合服务。每条胡同都有专职保安和物业管理人员，设置值守岗、巡查岗，负责老城胡同的全方位日常管理工作。目前，胡同管家共有119人，24小时不间断服务，做到各种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上报、早解决，全面提升胡同居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从试运营以来，41条背街小巷全面实现机动车零违停。

泉城路街道还协调了三联、红尚坊、开元广场等单位、商场，拿出部分车位满足辖区居民停车需求，并实行优惠，居民只需每月缴纳100元—300元不等的费用即可。另一方面，如果居民有临时进入禁停路段的需求时，也可短暂停放。

大治理依靠小网格值得一提的是，为实现精细化管理，泉城路街道把“胡同管家”融进了社区“网格”。泉城路街道把辖区划分成43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两名机关工作人员和一名民警，负责所管网格内所有的经济社会、民生、环保、城管等诸多事项。每名网格员都是一名“全科社工”，能解决的问题现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按照相关指令处理。

网格员巡查时会根据街道自主研发的“智慧泉城”平台每天发布的巡查指令进行巡查，采取定人、定岗、定标、定责的“一包四定”模式，与“胡同管家”相互配合，发动更多的社区楼院长和志愿者、党员参与社区治理中来，从而形成“全街道一盘棋”的联动机制。在拆违拆临工作中，泉城路街道依托“智慧泉城”平台，开发了“拆违通”手机APP，99名拆违“啄木鸟”从拿起手机随手拍下违建，到信息平台接收，再由后台汇总分析，通报相关社区到现场调查取证，最后到依法拆除，实现了摸底调查“秒回复”，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新探索需要细考核

泉城路街道在探索“胡同管家”这一新经验和新做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审慎的态度。“四个社区聘请了三家物业公司，就是在探索阶段确立了竞争性。”路文说。而在考核机制上，该街道采取的全时段考评、全区域考评、当场检查、现场扣分的办法可称“严厉”，对管理服务绩效实行重奖重罚，一周一总结，一月一清算，当月兑现考核结果。同时逐步引入居民意见作为考核标准之一，通过给物业服务打分，让居民掌握服务效果评价的主动权。

下一步，泉城路街道将适时推出“私人定制”服务———面向高龄老人、失独老人提供各类免费便民服务；针对芙蓉街、西更道街等旅游景点，提升物业服务人员的老城文化知识素养，确保能够胜任老城导游……

在泉城路街道，一场有关老城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山东青岛虎山路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党建网 2018-09-12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虎山路街道下辖19个社区，社区种类多样，人员构成复杂，居民社区事务参与度不高。对此，街道党工委积极借鉴“枫桥新经验”，本着民情协商有载体、解决问题有平台、沟通交流有渠道、建强支部有方向的工作目标，着力打造“有事商量”民主协商品牌，探索街道党工委统一领导下的综治之路，打开社区治理新局面。

把社区党建带起来

虎山路街道是李沧区所辖社区最多的街道。工作中，街道党工委区分情况、分类指导，充分发挥一线指挥部作用，把社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搞坚强、党小组的前沿组织完善好、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发挥好，维护群众利益，凝聚发展力量，使民主协商在基层落地生根。一是充分发挥党支部在民主协商中的核心统领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社区协商各个环节，不断加强协商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社区民主协商发展,提出“有事您说不怕烦，搭建平台找资源；定准方向服务好，商讨研究解民难；量化问题常回访，画好党群同心圆”工作理念，确保协商中支部作用的有效发挥，确保社区协商的正确方向。二是充分发挥党小组在民主协商中的前沿组织作用。组织动员居民和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协商实践，切实保障协商各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找到满足居民意愿与法规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三是充分发挥党员在协商民主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社区民主协商发展，发挥好党代表密切联系社区居民的积极作用，带动居民共同参与到民主协商中来。四是充分发挥居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主动参与作用。设立“百姓议事员”，深入居民区收集汇总居民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形成社区公共事务议题。通过“自下而上”的社区公共事务议题产生机制，把居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协商议题，使社区内的协商民主更接地气、更具实效，激发居民参与社区议事的内生动力，让居民主动参与进来。

把协商平台搭起来

街道党工委从社区实际出发，全方位统筹，立体式谋划，盘活传统储备，整合新式资源，搭建多元化的社区公共议事平台，使民情协商多维度开展、高效率运行。一是搭建阵地平台。街道成立“民情协商俱乐部”，以专业社会组织为支撑,盘活“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政务讲解”“维权保护”“社工增能”“心理帮扶”等多支队伍，为矛盾调处提供针对性服务，并对社区反馈上来的一些大问题进行集中解决。在社区成立“睦邻中心”，依托专业社会组织培养社区骨干,寻找社区能人,发展社区热心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运用“五老队伍”“社区律师”“居民代表”对社区事务进行协商，了解居民需求，化解邻里矛盾。二是整合资源平台。探索社区民主协商“6+”模式，整合辖区企业、驻地单位、物业管理、社会组织、专业队伍以及社区骨干等协商议事主体，积极引导辖区资源参与民情协商，并邀请利益相关方，定期组织开展社区事务协商座谈会、社区协商议题成效评估会等，加强社区协商框架的完善和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协商主体多元化。三是建立网络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既促进居民广泛、充分参与，又避免“人情因素”对协商效果的影响。制作“民情协商”小程序，使在外的社区居民随时可以网上协商，产生归属感。规划网上“学习角”，定期发布常用的法律法规让居民自学增强素质。将成功案例拍摄成“微课”，让身边典型现身说法，增强代入感和民情协商的说服力。

把难点问题汇起来

通过实地走访、社区访谈、科学评估等形式，对街道居民诉求和社区问题进行梳理分类和汇总，明确“五类”问题事项，按照“老社区用老邻居处理老问题、新社区用新队伍解决新矛盾、专业事找专业人专业手法解决”的方式梯次处理，促进问题多渠道、模块化解决。一是建立重大事项协商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区域化党建联动平台作用，针对社区重大事项，在党组织主导下，联动物业、驻社区单位、党员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等进行广泛协商，让居民决策，并建立决策咨询机制，邀请民主党派作为评估员，提供智力支持和资源支持，为其保驾护航。二是建立难事协调解决机制。针对社区难点、热点问题，完善合作共建机制，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基础上，邀请民主党派作为协调监督员，组织相关利益方进行协商讨论，促进社区难事能够合理、科学、规范的解决。三是建立急事快速应对机制。在完善“定人、定责、定时、定效”工作法的基础上，启动快速应急系统，动员党员、民主党派、群众积极开展协商，制定完善应对方案，及时有效解决社区急事。四是建立愁事专业匹配机制。根据专业匹配原则，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和民主党派资源优势，加强对社区内“愁事”的专业解决。五是建立杂事多元推进机制。发挥资源优势和社会组织的动员优势，建立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网络，针对社区杂事、小事等事项，根据问题的特性调配资源进行有效处理，将邻里之间的小情绪、小火苗消除在源头，成为矛盾纠纷的“减压阀”和“灭火器”。

把协商过程管起来

为保障社区协商民主的规范化和有效化，进一步优化关键环节，街道党工委加强与社区负责人、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党员代表等主体进行沟通协商，绘制完善协商流程图和痕迹管理，开展标准化治理，提供人性化服务。一是明确协商流程，优化关键环节。结合街道、社区的情况，绘制《民情协商流程图》，细化“列出议题、确定主题、会前公告、开展协商、制定方案、运用实施、回访评估”七个环节，从会前、会中、会后三个方面明确协商时间、议事范围、议事程序等事项，细化街道、社区、民主党派、社会组织等主体职责，推动协商议事的规范化建设。二是创新工作方法，明确责任分工。实行“定人、定责、定时、定效”工作法，使“民情协商”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根据议题定人。安排合理的牵头人负责议题的跟进、协调，同时在每一环节明确负责人，并邀请民主党派、社会组织、专业人士组成“议题咨询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根据内容定责。合理制定工作职责，完善街道、社区、民主党派、社会组织、驻社区单位等主体协作内容，确保其有效落实，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可以直接追责到人。根据缓急定时。充分发挥社区协商议事平台作用，深化社区党委、民主党派、社会组织、专业人士、少数民族代表等的沟通协商，明确完成或落实时间，推进其有步骤、有条理的开展工作。根据反馈定效。组建由社区党委、民主党派、党员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居民骨干构成的“评估团”，评估其协商成果是否落实、议事成效是否到位、人性化服务是否满意，真正做到社区事务由居民自决、居民自评。三是制定相应措施，加强痕迹管理。采取留痕工作法，围绕协商议事各个环节，明确协商进度，设计研发协商进度表格，实行协商全程痕迹管理，使协商方案在落实过程中可操作、可查询、可追溯、可评议。通过协商将处理办法形成制度，纳入居民公约，并在社区宣传栏进行公示。

把协商队伍建起来

民情协商，关键在人。高素质的协商队伍，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社区发展的强大力量。一是聚集优秀人才。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根据协商实际，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进一步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形成与人才成长和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市场机制和社会氛围，努力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为基层工作排忧解难中来。二是建好服务队伍。建好“专家队伍”，如法律咨询、人民调解、心理咨询等，为社区百姓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建好“社工队伍”，通过社会组织整合、链接资源，推进问题的解决进程。建好“乡贤队伍”，汇集社区有威望、有能力的人以及“五老”队伍成立“乡贤理事会”，通过拉家常、讲道理的方式将一些小矛盾、小纠纷、小隐患化解在平常，消除在无形。三是增强工作能力。在学习方面，重点是组织定期学习社区工作理论，加强专业性培训和重难点问题的集智攻关。在实践方面，主要是做到“双向协商”和“六必访”。“双向协商”，不仅对社区建设建言献策等“好事”要商量，对社区建设出现的问题以及服务保障不到位等“坏事”也要商量；不仅对居民提出的问题、产生的矛盾要商量，对居民没有主动提出的也要通过走访、调研发现问题进行商量；不仅群众遇到困难找干部商量，干部开展工作也要找群众商量。“六必访”，困难群众、独居老人、残疾家庭、流动人员、老党员、帮扶对象必须走访到位。通过多项举措，把“好事”办得更好，将“坏事”一一化解，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支部，大事不出党委，矛盾不上交，就地能化解”。

【湖北鄂州凤凰街道：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观察】

鄂州文明网 2018-08-23

社区，作为一个城市“最末梢的神经”，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在此沉淀，越来越多的居民生产生活需求在此集中。为了更好地带动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引进专业的社工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成为目前凤凰街道探索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对接需求探索新路

社区很忙！有社区工作人员掰起手指数半天：环境卫生、治安管理、困难群众保障、社区医疗、社区教育……凡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社区似乎都得“管”。

凤凰街道下辖5个村，14个社区居委会，截至2017年底，常住人口15.2万，每一位居民的医疗就业、家长里短、烦恼忧愁，事无巨细，村(社区)都责无旁贷，一管到底。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力度不断加大，许多社会事务不断下放到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越来越多，也对社区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社区居委会负担日益加重。比如，来自政府部门的事务就有低保、拆迁、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等30多项。此外，还经常有临时性工作任务，如经济普查、人口普查等。一边是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一边是对美好生活要求越来越高的社区居民，社区人员的负担越来越重。

凤凰街道面对社区“忙得团团转”的局面，积极探索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新路径。街办妇联、民政办在与市妇联公益项目合作过程中接触到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了解到楚馨是一家公益性社会组织，专业性在项目中得以体现，其参与的文汇社区“公益木兰”项目得到各方肯定。“沿海部分地区社工机构较为普遍，对解决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问题起到很大作用，在郑州、长沙、武汉、成都等城市，社工也已经开始兴起，社工群体对于润滑社区关系、激发社区活力、提升服务水平、促进社区融合、增进社区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鄂州负责人董哲说。

双方一拍即合，“引进专业的社工机构参与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为社区‘减负’，这既是加强城市治理的需要，也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需要。”凤凰街道负责人说，将大力推进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改进社区治理和服务方式，加强街道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社工来了社区变了

今年，凤凰街道杨湾社区、古城社区、东塔社区进驻楚馨社工。初来乍到，社工虽有专业优势，但短时间内不熟悉社区情况，在入户服务和建立群众信任感上有一定的困难，而社区居委会熟悉居民情况，志愿者人数多，乐于奉献，有工作热情。

为了让社工尽快了解社区情况，为以后开展工作打好基础，社区工作人员带领社工开展居民情况调查。网格员将自己掌握的小区情况向社工一一介绍，为社工认识居民牵线搭桥，配合中默契渐生。通过调查，社工了解到杨湾社区、古城社区、东塔社区情况各有不同。杨湾社区退休老人为主，流动人口多。古城社区文化氛围浓，辖区老人、小孩不少。东塔社区硬件设施好，居民需求丰富。

在社区基本情况调查和居民需求调查的基础上，社区与社工一起为社区发展做好规划，还邀请老党员、热心居民谈看法，提意见。

古城社区“聆听六一心声，手筑爱心伴礼”主题诵读活动是社区和社工联合开展的第一次活动，“和以前不一样，我们以前开展活动，想到主题后，就立马联系居民和活动对象。社工来了之后，先是准备会讨论，形成策划，活动记录也很重要，最后反思总结。”古城社区工作人员周玲说，社工的带动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的能力，使他们学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这一次庆六一活动，不仅让小朋友展示才能，还带着他们玩手工，用黏土做成各具特色的作品。

社区自治需要居民参与，但如何搭建居民参与的桥梁，让大家自觉、自愿地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成为社区和社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社区引入专业社工服务，最主要的就是提升了社区活动对居民的吸引力，以前搞活动都是我们苦口婆心地请居民参加，这不，刚才居民看了今后的活动安排表，都主动咨询参与活动。”古城社区主任邵丽萍兴奋地说。“每一次活动其实就是一次与居民沟通交流的过程，非常重要。”社工万萌说。为此，现在社区开展的活动结束后，都会邀请居民进入微信群，通过一个个微信群维系住与居民的联系，下次有活动直接在群里发布，大家就呼朋唤友前来参加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居民主人翁意识，为后期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共建共治打下了基础。微信群联结社区内外的组织、社工、志愿者、居民，使之成为汇聚力量、集思广益、分享信息、整合资源的纽带和桥梁。

助人自助爱在传递

变化从居民主动联系社区开始。古城社区暑假持续开展的暑期课堂临近结束，却仍有许多居民来社区询问还能不能参加。“哪怕是给钱我们也愿意参加。”有居民说。原来是一些家长的孩子自从参加了社区组织、社工支撑的暑期课堂后，不仅动手能力、学习能力得到了增强，文明礼仪素养也得到提高，徐星蕊的妈妈在微信群里道出了变化，“以前为孩子准备学习文具和活动工具，孩子都认为是理所应当，前几天社区暑期课堂开展瓶盖手工课，我为女儿准备瓶盖，她第一次对我说‘谢谢妈妈’。”引发家长们点赞，“经过暑期课堂作业辅导，孩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家长们对暑期课堂赞不绝口，一传十，十传百，“社工+社区”的模式慢慢得到居民认可。

“其实居民参与社区共建共治的意愿非常强烈，特别是老年人，他们把参与社区事务作为丰富晚年生活，发挥余热的好方法。只是我们以前力量有限，没有充分挖掘。”杨湾社区党总支书记余启琼说。一个事情可以体现出来。今年端午节前，社区计划组织活动，按照“惯例”，是组织和粽子相关的活动。但是社区这次按照社工开展活动的思路，首先将热心居民召集起来，咨询他们的意见。居民们提前半个小时就到社区，“我会剪纸，送粽子的时候还可以送剪纸，送祝福。”“我会跳舞，可以叫上姐妹们跳舞欢庆端午。”居民的热情出乎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工的意料。

在东塔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方式更为直接，居民议事会。这是在社工支持下的一次大胆尝试，社区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开展什么样的活动，以上问题全部由居民自由讨论、头脑风暴得出，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只起引导作用。居民张阿姨没想到自己提出的为服务城市的高温工作者们送清凉的议题能得到大家支持，还在几天之后得到真正实施。“城市最美建设者补给站”计划完完全全体现在社区门口的冰柜里，环卫工人、外卖小哥、交警协警，热了累了可以从冰柜里自取冷饮、冰西瓜。辖区党员、爱心人士知道社区要举办这个爱心公益活动时，他们也积极响应，送西瓜、矿泉水，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这些辛苦的劳动者，享受夏日的一丝清凉。居民在看到张阿姨的意见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成果时，无不动心。

在社区治理中，凤凰街道逐渐摸索出社区引领、社工支撑、党员骨干、志愿补充的运行模式，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社区治理和服务中来。

【广东省深圳龙岗街道：社区治理“同心”工程激发基层活力】

深圳新闻网 2016-06-15

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使得基层治理和社会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如何激发基层活力，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对执政能力与智慧是一个极大考验。在此背景下， 龙岗区出台了《关于改革社区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意见》主文件和7个子文件(简称“1+7”文件)，要求全面系统推进基层治理。

为贯彻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龙岗街道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同心”工程，探索“共建共管共享”的基层治理模式。据悉，社区治理“同心”工程既是该街道落实区“1+7”文件，统揽街道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力举措，也是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模式，为群众提供精准服务的重要手段。一年来，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和高度关注下，职能部门与社区联动、社区与群众互动，各项工作有效推进，达到预期工作目标，得到市、区有关部门及区领导的充分肯定。

为确保工作落到实处，龙岗街道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绘制社区治理“同心工程作战图”，并召集街道班子成员、社区及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采取多种方式广征建议，最终出台了《龙岗街道社区治理“同心”工程实施方案》、《龙岗街道2015年社会建设工作要点》、《龙岗街道“村改社”社区“政企社企分开”改革推进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文件。配套文件和“同心圆”示意图的出台，既内化了区“1+7”文件又结合了街道实际，简单明了指引社区及相关职能部门“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马上做、做出成效”，还达到了“一图览全局”之效。

去年10月，龙岗街道各社区及街道职能部门按照“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主动作为”的要求，申报了一批“基层治理优秀项目”。龙岗街道社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筛选出管理服务创新、便民惠民、平安龙岗、印象龙岗、志愿服务等5大类共23个工作项目，总申请经费约1791万元。该街道财政办会同社区治理办对第一批工作项目预算明细进行了核算，核减经费567万元，拨付经费1224万元，其中社区865万元，职能部门359万元。

该街道第一批“基层治理优秀项目”主要由辖区各社区申报并实施，进一步落实了社区在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主体性，大胆放“权”，既锻炼了工作能力，又提升了社区综合党委、工作站、居委会在治理过程中的形象，增强了社区治理的凝聚力。该街道职能部门申报实施的项目大幅度减少，一改以往街道职能部门主导实施社区项目的局面，强化职能部门的协调与服务，让行政力量下沉基层。

该街道通过大量的“项目实施”理顺了社区治理的行政机制：以社区为主体，职能部门加强协调与服务，扩大公共服务力量与居民的接触面，使公共服务进一步精准化。与此同时，该街道公共服务力量主动出击，以“大盆菜”、“基层治理”项目为抓手，广泛发动居民及社会力量参与到治理当中来，形成“共治”局面。理顺公共服务机制，引导发动社会服务机制，打通体制内、外两个民生服务循环系统，让社区治理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该街道负责人认为，改革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解决特区一体化发展深层次矛盾的重要举措，也是有效推进特区一体化的重要步骤。社区治理实施过程中，总体上“做强综合党委、做实社区工作站、做大居委会、做活股份合作公司”，重点突出党的核心领导，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抓手，着重打造“一核”，并以“一核”带动“多元”。

龙岗街道第一批“基层治理优秀项目”究竟效果如何，有何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和做法？该街道社会工作办工作人员连日来到各个社区走访，了解街道基层治理优秀项目的开展情况。为充分展示项目效果，各社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通过文字材料、画册、视频一一呈现项目成果，一场基层治理优秀项目的争夺战正拉开序幕。

【广东省深圳福田福保街道：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基层社区治理新路径】

南方都市报 2017-08-17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城市社区的表现形式，而社区党建则是社区治理的基石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社区党建，探索实践基层社区治理新路径，一直以来都是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

2009年，在福田区深化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调整的背景下，带着社区治理改革试验田的使命，福保街道正式成立，街道下辖5个社区，辖区面积5.01平方公里，管理人口约21万。近年来，面对社区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福保街道树立“善时善治善地”理念，着力打造“至善福保”。通过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改革创新，探索基层社区治理新路径，实践精准有效品质服务。据了解，目前福保街道已初步形成了“党建+”、“智慧+”、“网格+”、“社区+”等社区治理新路，不仅夯实党群关系和基层基础，还有效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群众水平。

推进“党建+”引领，打造基层社区党建新标杆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基层党建是基层社区治理的核心和关键，只有基层党组织的“火车头”动力更强、开得更快，党的执政根基才能坚如磐石。如何通过强化制度设计和安排，切实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好党组织在基层治理各领域中的核心和主导作用？

作为肩负社区治理改革试验田的使命，福保街道思考中摸索、在实践中前行。近年来，福保街道通过全面推进基层区域化党建工作，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将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居委会、物业管理处等资源进行整合，将党的政策方针在基层落地生根。为此，街道以益田社区为试点，创建了“一核两网三化四平台”社区党建模式。

通过“一核两网三化四平台”改革创新项目，福保街道益田社区整合辖区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和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讨论和决策，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社区的综合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党委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居民幸福感不断提升。据了解，益田社区党委2016年被评为福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益田社区先后荣获深圳市“十大爱心社区”、“环境标兵社区”、“平安和谐社区”和“文明社区”等多项荣誉，也是深圳市唯一的“广东省社会创新实验基地”，2016年荣获“广东省五星级宜居社区”称号。

打造“智慧+”平台，实现精准化品质化服务

近年来，“互联网+”信息化发展迅速，为适应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文化，福保街道紧跟时代步伐，打造了“智慧福保”工作平台，通过信息化技术倒逼基层改革，利用大数据信息化为科技手段和实现路径，借助这个工作平台，努力探索数据跨级跨域融合、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公共管理应常结合、社区服务精准推送，在基层社区精准服务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

“不需要带任何材料，直接过来就能办，真的很方便。”居住在福保街道的张先生表示，如此便民的服务，为他省下了不少时间。在福保街道，这只是“智慧福保“工作平台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为深化街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福保街道取消社区办事窗口，在街道整合为综合窗口，实现“两地办”变“一地办”，“多窗办”变“一窗办”。借助智慧街道平台，街道政务大厅实现了“四零”清单服务，零复印件：全部业务免交复印件办。建立电子证件证照库，实现业务无纸化审批。零材料：建立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为索引的大数据库和电子证照库，凭身份证即可办理所有业务。零距离：大部分业务可以通过“智慧福保”微信平台和网上办事大厅办理。零时限：90%业务即来即办。

群众被动享受便利服务的同时，在主动精准服务方面，福保街道同样借助智慧街道工作平台，绘制出了服务群众的“生命树”。在工作节点如孕前检查、学生入学、就业、敬老优待、高龄津贴等政府服务，智慧街道工作平台可以智能找寻服务对象和服务事项，主动推送服务提醒短信，激活休眠人群，将变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精准服务。

除此之外，福保街道还依托智慧街道工作平台，针对基层的管理难点和重点问题，开发各类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政府与企业沟通和监管机制。

深化“网格+”机制，实现社会管理精细化

城中村某商铺存在人货混居、环境脏乱差、超门线经营……在福保街道，只要网格员巡查发现，即可拍照上传街道工作平台，运营中心将信息证据推送给安监、城管、执法等部门，各部门及时处置，并将处置结果留存在平台上，形成排查上报-分拨处置-归档留痕的全流程封闭作业模式。

通过依托智慧街道工作平台，街道各部门实现了数据融合共享、分拨处置，“网格+”从原来出租屋单一信息采集，目前已扩展到安全生产、城市管理、关爱人群服务、关注人员管理等专业领域，有力地提高了街道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除此之外，面对辖区医疗场所、在建工地等专业领域的监管难题，福保街道通过加强网格员的业务培训，利用智慧街道工作平台，形成了“任务下发+网格员巡查+信息汇总+专业执法”的全新管治结构和监管链条，实现监管的“条块”结合。

监管整治的同时，离不开有效的服务宣传。在福保街道，网格员还能将职能部门宣传信息及时送达各类社区组织、辖区居民，让他们更快更好地了解政府政策法规和民生服务。将民生微实事的意见征集，街道开展的文化活动等民生服务，在上户的过程中传递给社区居民，收集反馈居民的意见建议。让群众更多了解政策法规、安全生产知识等内容，培养居民共治意识和能力。

整合“社区+”资源，推进社区多元共治进程

通过民政助残资金聘请社工，对辖区内的残疾人开展手工艺品制作的培训和生产，并组织产品义卖，让社区残疾人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为辖区居民开展各类公益文化活动……类似的服务，在福保街道益田社区并不少见。一直以来，益田社区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枢纽型服务阵地，引导和培育了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服务内容覆盖学龄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家庭等多种人群。

做好群众服务的同时，保障社区居民的法律权益同样重要。为此，福保街道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法律服务中心，建设法治网络平台，打造“春雨福保”育民服务、公共法律惠民服务、物业调解利民服务三大法治服务工程，整合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律师服务、法律宣讲等各项法律服务资源，为居民提供法律“一站式”服务。

除此之外，针对社区物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福保街道还进行了社区扁平化管理机制的创新。“明确职责分工，街道是任务发起者、指导员，社区是任务督导员，物业是任务完成者。”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通过扁平化管理减少任务下达、反馈层级，转变政府大包大揽的被动局面，充分解决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据了解，目前福保街道大部分物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共治积极性正在不断提高。

何为“一核两网三化四平台”？

“一核”。以社区党委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平台，整合社区各类组织资源，建立“1+N”社区治理体系。其中“1”为党群服务中心，“N”为社区党委、工作站、居委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其它辖区单位等，实现涵盖“党建、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社区服务为一体的工作平台。

“两网”。一是社区党组织网格化管理。按照社区楼宇分布划分网格，在网格内设置党支部，将党员划入党组织网格，实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加强了党支部精准管理和精准服务。二是建立党建智慧平台，通过党建微信公众号，推送“微党课、微学习、微服务”，实现党务业务办理无纸化，服务党员、群众“零距离”。

“三化”。一是党组织生活制度化。规定街道党工委书记、社区党委书记、各支部书记每年至少讲1次党课。各党支部每年组织召开党员民主评议、民主生活会。各级党组织每季度召开1次支部党员大会，每月召开1次支部委员会，每月召开1次党小组会议。二是服务群众常态化。建立街道处级干部、科级干部驻点社区制度，每周下社区开展走访辖区居民、驻区单位。建立各党支部党员结对帮扶困难党员和群众机制，“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及驻点团队结对帮扶困难党员和群众。三是社区治理多元化。社区居委会民主自治。物业管理精准服务。群团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社会组织专业服务。驻区单位共建共享。

“四平台”。一是搭建联系平台。搭建“两代表一委员”、驻点团队、群团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与社区的联系平台，建立沟通机制。二是搭建议事平台。成立社区党群议事会，围绕社区党建、民主自治、社区管理、民生服务、社区治安、公共卫生等议题，进行民主议事。三是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建立便民服务队、民生服务队、文化服务队、公益服务队，从居民角度出发，充分调动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做全面有效的服务。四是搭建调解平台。建立“党组织+调委会+居委会+管理处+社区法务团队”的综合性调解机制，召开调解联席会议，及时了解、分析、预判社区的各类矛盾纠纷，将矛盾消弭在未发生之时。

【广东省深圳福永街道：全面运行社区现代化治理新机制】

宝安日报 2018-03-08

“通过试点，怀德社区尝到了实施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的‘头啖汤’，看到了区委、街道党工委把社区打造成‘准街道办’的决心”。3月8日上午，福永街道召开全面推进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工作部署会，怀德社区党委书记潘交东分享了试点3个月以来的切身感受。

去年12月15日，怀德社区开始“试水”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工作。3个月来，怀德社区从优化运行架构、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社会共治等方面入手，设立了10个功能组，制定了社区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劳资关系社区治理“三大要素”全链条管理机制，设立了社区互助共济基金和“爱心敲门组”公益服务，社区党委的统筹能力得到空前提高。以怀德社区治理经验为基础，福永街道根据区的《实施方案》，制定了《福永街道加快推进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方案》，确定在3月底前全面铺开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完善治理框架

突出管理、服务、统筹、联系功能

管理、服务、统筹、联系四大功能是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中的重点，也是做实社区，提升社区统筹力、服务力的关键。

为此，福永街道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重组，按照“一办两平台”统一设置要求，坚持扁平化管理原则，设立了综合宣传部、纪检监察部等10个功能组，每个委员负责一个功能组，形成板块化运作，切实做到“去机关化”。

“在试点之初，我们有些顾虑，担心社区党委四项权力无法落实”。潘交东表示，通过建立新的议事规则，社区党委核心地位马上就得到了强化。街道出台了21项社区重大事项清单，制作了‘四议两公开’议事决策流程图，明确只要经过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三会”研究的事项，都要由社区班子会议审查，而且作为报街道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备案的前置程序。这一议事规则事先在怀德社区进行了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社区党委从未如此强硬有力。”潘交东说。从今年1月开始，街道下沉了执法队1名副科级公务员、6名协管员和安监办4名巡查员到怀德社区，季度考核和日常指挥全部由社区党委说了算，让社区党委真正发挥出统筹各方的核心作用。

推动力量下沉

培育社区组织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

《方案》指出，将按照“一社区一策”，安排综合巡查、综合执法、综合整治、安监、劳动、治安消防等部门的下沉力量。为确保下沉力量叫得动、用得好，福永街道同步制定下发了《福永街道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下沉人员考核办法(试行)》，对下沉人员试行季度考核、年度考核，街道部门下沉人员的年度考核，社区党委权重占70%。

福永街道还按照区委的部署安排，制定了“五员下社区”工作方案，街道领导班子成员每周至少安排一天时间到挂点社区现场办公，网格长及成员每两周至少一次到挂点社区检查走访，及时了解群众需求和诉求，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转移”。

此外，各社区党委还将牵头成立共享家园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联席会、义工志愿服务协会，同时在健康养老、教育培训、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居民融入等领域培育社会组织，构建“3+N”社会组织体系，进一步发动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聚焦“三个关键”

确保现代化社区治理取得实效

现代化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摸索和实践。对此，会议强调，必须聚焦“三个关键”，落实好三项部署，一是要坚决去“机关化”，提高工作效率，人人都是项目经理；二是要坚决去“两张皮”，对下沉人员社区党委要敢管真管，下沉人员也要绝对服从社区党委的领导；三是要坚决去“村的概念”，社区专职工作者要加强学习，除去思维和地域的局限性，形成与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相匹配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会议指出，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是对社区管理的一次重组，是集中解决社区党委力量不强、运作不顺等一系列问题的“金钥匙”，是推动社区从“善政”到“善治”、从“管理”到“治理”的关键一招。会议要求，街道各单位、各部门要把现代化社区治理作为今年工作的“一号工程”，一项一项抓好落实，街道将每月公布社区现代化治理指数，形成治理动态监测“晴雨表”，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工作福永街道督导组组长黄平彪在会上指出，福永率先在全街道全面推进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体现福永对区委工作“行动迅速、落实有力”。他要求福永街道要继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抓好关键突出重点，严明纪律确保风清气正，落实责任确保稳妥有序推进，在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做好福永表达、展现福永担当。

现代化社区治理的福永路径

1构建“3+N”社会组织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3

共享家园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联席会、义工志愿服务协会

N

在健康养老、教育培训、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居民融入等领域培育社会组织

(一)共享家园建设委员会

由驻社区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重点企业、热心公益素有威望的党员群众代表组成。

主要推动：

1、健全社区居民议事会制度，商议关系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重大工程；

2、健全重点企业联动机制，共同促进安全生产、劳资管理、营商环境改善等事项；

3、推动社区居民融合，举办社区邻里节，开展邻里互助活动；

4、推动社区公共文明提升，举办市民文明讲堂、社区讲习所。

(二)物业管理联席会

由物管公司、业委会、社区民警、社区法律顾问、业主代表、租户代表组成。

主要推动：

1、解决业委会履职换届、物业管理服务、环境提升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产生重大物业纠纷；

2、督促物管公司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引导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完善物业管理机构，建立标准统一的物业服务评价体系，推动高水平物业管理全覆盖。

(三)义工志愿服务协会

下设“两新”党员、“两员两长”、助老助弱、“巾帼”、社区居民、爱心敲门组等志愿者小分队，形成功能多样、覆盖域广、服务优质的志愿者服务联盟。

主要推动：

1、鼓励本地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服务和治理，本地居民参与志愿活动人数至少占到30%；

2、广泛设立社区U站和志愿者服务点，鼓励有条件的社区设立志愿服务基金和互助共济基金。

2实施社区治理创新项目，形成治理联动效应

(一)党员立标杆。试行“社区治理党员干部标杆示范制度”，增强看齐意识，发挥标杆作用。

社区党委委员承诺自有物业“六个带头”：

带头响应政府建设规划

带头支持物业小区优质化建设

带头遵守安全管理规定

带头制止租户违法经营行为

带头不搞违法建设和违章搭建

带头落实“门前三包”市容管理责任

(二)物管全覆盖。加强“村改居”小区、城中村物管机构建设，指导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主体围绕完善物管职责、统一收费标准、加大物管投入、提升服务水平等方面，健全完善物业管理体制，实现高水平物业管理全覆盖。

(三)责任全捆绑。按照“谁受益、谁担责”的原则，落实各方主体责任。

安全生产责任方面，围绕工业园区、出租屋、建筑工地等8类重点领域，区分业主、包租人、承租人、物业管理等责任人，将196条主体责任逐一进行绑定，实现责任自担、安全自查、隐患自改。

劳资管理责任方面，针对违法用工等导致的劳动纠纷，作为重点监管预警对象列入“黑名单”，纳入诚信体系约束。

市容管理责任方面，实行市容三级责任捆绑制度，外包服务公司落实社区清扫保洁、绿化管养主体责任，企事业单位、门店业主、居民住户落实“门前三包”主体责任，社区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城管办(市政中心)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贵州省铜仁市河西街道：打造城市党建升级版社区治理】

铜仁日报 2017-11-15

近年来，碧江区河西街道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社区治理，围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四个引领”，不断创新社区治理的手段和措施，拓展社区治理的范围和内容，打造城市党建升级版。

组织引领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针对社区治理薄弱环节，该街道构建多元主体共联、多元平台共建、多元组织共商、多元资源共用、多元服务共享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构建联动机制。按照“一核三轴、四联五心”的层次积极构筑管理服务体系，成立了综合党委，吸纳21家驻区单位、辖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伍等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委员，调动辖区各方力量，另外，以社区综合党委为核心，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社会组织、物业管理公司、驻区单位等组织为主体，建立志愿服务、邻里互助、日间照料、法律援助、文卫服务等多个互助活动中心，构筑横向联、纵向建的城市党建管理服务新格局。

细化网格管理。通过升格、组团、划小、细分等形式，实行挂牌、定点、定时、定责管理，划分网格6个，配备网格管理员6人，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设置“一长四员”，即网格组长、网格监督员、网格综治员、网格信息员、网格服务员，形成“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服务管理机制。

盯紧共建共享。突出“共联共驻、资源整合、数据共享、邻里守望”的工作要求，充分调动社区综合党委成员单位的优势资源，支持和鼓励辖区医院、企业、学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工作，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自综合党委成立以来共举办“五元共治”新型社区治理机制理念宣介会5次，重点围绕社区党建、社区治理、平安建设召开“五共”社区治理工作恳谈会3次,收到对策建议100余条。

信息引领开启智慧服务新模式

该街道的广场社区以“互联网+”智能办公为支撑，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深入推进智慧城市社区建设，开启智慧服务新模式。

开启智慧管理服务。开发包括走进河西、事件受理、网上办事，便民生活、居家养老、社情民意、平安建设等栏目的智慧社区管理平台，为辖区居民提供网上办事、社区家政、养老、医疗、教育、中介、快递和票务等服务，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办成想办的事，群众还可以对身边发生的事件通过手机端进行上报，平台会进行事件的登记、处理和反馈，实现“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走路”的目标。

创设智慧稳控监测。“大数据”平台将吸毒人员、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人员列为智能化动态监测对象，对重点区域或设施实时监控，将重点对象列入全程监管范围，发现不良苗头，及时解决问题和化解隐患，实现了社区管理精细化。

组建智慧爱心驿站。依托社区智慧管理服务平台，建立社区线上爱心驿站，把群众的多样化服务供需和爱心物资分门别类地罗列在信息平台上，并把相关的服务和物资标上具体的“爱心价”，以“淘宝式”的平台实现爱心量化互换，提升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参与物资捐赠的热情。

队伍引领激发社会组织新活力

强化城市党建，创新社区治理，关键是机制创新，核心是人。广场社区强化队伍引领，不断激发社会组织新活力。优化社区服务。探索从高校毕业生中直接选任社区专职工作者，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组织培训社区干部，提升履职服务能力。吸收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中的党员参与网格化管理，培育城市基层党建“中坚力量”。积极动员驻区单位这一同一区域内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担负起推动社区治理自我服务的共同责任，实现党建融合、工作融合、情感融合；培育文体队伍。广场社区通过资源整合成立碧江区河西街道广场社区舞蹈协会、书法协会、乒乓球协会等多个文体协会，多层次、多渠道挖掘和培养文化能人的骨干队伍，极大提升了群众文体团队的艺术水平和辐射带动作用，提高了群众参与文体活动的热情，变“要我参加”为“我要参加”，充分实现了社区舞台齐参与。常年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的群众达2000人次；孵化社会组织。社区综合党委建立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和孵化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团队，有效承接政府转移职能。重点为社会组织提供组织培育、人才培养、项目发展、标准建设、保障服务、资源对接等综合服务。共孵化社会组织10余家，有效释放社会组织发展的正能量，激发各层面、各行业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服务的内在活力。

保障引领扩大公益服务惠及面

河西街道广场社区紧扣“社区共治、服务群众”发展理念，建立多元平台、厘清多元主体、拓展多元渠道，不断扩大公益服务惠及面。

党建经费保障。将各个部门支持社区的政策、扶持社区的资金、面向社区的项目整合起来，统筹利用相关资金，主要用于活动阵地室内外装修、功能配套、智慧社区软件开发等。之后按照“渠道不变、集中投入、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整合社区办公经费、部门配套、联建单位帮扶等资金筹集，用于社区向社会购买公益性服务等支出。

活动阵地保障。整合图书馆和老干部活动中心资源近6000平方米作为试点活动阵地。建成集法律援助中心、社区办事中心、创业就业中心、儿童教育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社区活动室等为一体的社区大邻里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多元服务。开放声乐室、舞蹈室、书画室、台球室、心理咨询室、志愿者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互联网数字社区影院等功能空间，为居民在文化、健身、娱乐和体育等方面提供多元服务搭建了平台。

运行机制保障。将社区党务、社会救助、计划生育、低保办理等相关服务事项统一到大厅办理，由河西街道派驻专职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为社区老人、青少年、妇女、儿童、残疾人、优抚安置对象、特困人员、矫正人员等各类群体提供一站式、个性化、专业性社会服务。

【江苏南京沿江街道：“互联网+”构建基层社区服务新体系】

新华日报 2018-01-25

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群体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积聚点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为提升基层政府为民服务效能，南京市沿江街道积极创新理念，整合各方资源，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的思维，建立 “爱i社区”公众参与平台，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探索构建基层社区服务新型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深化。

2016年底,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推出公众参与平台“爱i社区”，这是专为公众提供服务、增加互动联系、实施城市治理的管理平台。

“爱i社区”手机APP目前主要在沿江街道复兴社区试点推广。该社区地域面积4.5平方公里，总人口近4万人。近年来，随着社区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居民处于与新社区环境的冲突、适应、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存在居民参与度不足与对各类服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矛盾。基于这一背景，沿江街道在社区治理中合理融入“互联网+”理念，令其成为钝化、消除社区矛盾的“巧力量”，且通过“爱i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令其成为多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重要载体。

推进多元共治，加强基层协同

沿江街道“爱i社区”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居民自治组织、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建互融、协同推进。

2015年，复兴社区首度研发“爱社区”党建APP，将社区272名党员信息纳入其中并分层管理，党员可在APP上了解自身党员得分情况，对有可能不达标的党员起到很好的提醒作用。同时该APP上发布形式各异的活动，社区党员可根据自己的爱好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活动参加。

沿江街道建立健全各级组织架构，强化政治引领功能和服务群众职责，有效推进党的组织覆盖。2017年3月，复兴社区通过“二中心、二平台建设”即社区服务中心、研发服务中心和APP线上平台、居民学校线下平台的建设，完善社区治理的主要支撑点，并培育、规范各类参与主体，吸收整合多方力量。

沿江街道的“爱i社区”服务体系以社区为主体，以引导、支撑、创新、服务为基础，将社区内社会组织、兴趣团体、自治组织、专业人士等一切有利于社会治理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数据分析、规范建设、目标活动开展等有效运营方式，努力提升社区服务的精细度、居民群众的向心力。

基于“爱i社区”服务体系的创建，沿江街道复兴社区初步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服务治理格局。该格局的基本模型是以政府为基本中心，围绕小区业委会(物业)、商业街道、市民群体等社会组织，建立公众服务、城市治理一级体系；再以一级体系单元为次要中心，单独或混合建立公众服务、城市治理二级体系，并以此类推建立多级体系，各级体系根据自身能力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公共问题处置领域，沿江街道优先本级体系内部处置，自行消化；本级体系不能处置的，由本级体系中心反馈至上一级体系，直至反馈至一级体系，多方面、多层次协助处理，最终通过政府职能根本性解决。这种问题处置方式大大消化了琐碎的社会矛盾，筛选出真正难以解决的公共问题，明显提升效能，引申出“群防群治”的城市治理模式，有效预防和治理违法违规行为，保证城市健康发展。

提倡精准服务，满足群众需求

沿江街道“爱i社区”综合服务体系有机结合政府提供公众服务、引领城市治理的职能，其基本原则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城市问题为导向，创新精准服务模式，构建和谐社会。

在沿江街道“爱i社区”服务体系内，所有活动的安排，基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设置的APP界面功能模块清单，主要将发生在居民身边、与居民有关联、居民诉求、居民感兴趣的内容传递给居民，重点包括各类办件咨询、便民利民服务、志愿服务、居民互助、志愿积分兑换、居民课堂、物业服务、居民创业等内容，让居民从各个层面有意愿与基层政府沟通、进而信任基层政府。

“爱i社区”APP平台采取实名制认证，经过信息采集整理，细分不同人群的需求类型，为提供精准化服务奠定基础。此外，该社区后台管理人员定时查看线上报名的人数、年龄等情况，根据实际状况对线下活动布置及时作出调整，提高居民参与的热情。2017年，“爱i社区”线下的居民学校按照不同年龄层次，分别针对复兴社区的上班族、居家老人、少年儿童开展免费的成人手工编织、烘焙学堂、老年人手机课堂、少儿机器人课堂等各类课程750课时，月平均量达150课时，每周服务人群达到600人。

“爱i社区”手机APP不定期发布以公众服务或城市治理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活动的组织、实施由志愿者团队、街道孵化的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协力完成，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场地及耗材支撑，致力于提升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同时减轻政府的公共管理负担。

依托互联网平台，沿江街道复兴社区建立线上、线下志愿者团队，居民可以“随时成为志愿者，随时开展志愿活动”，并采用积分参与回报机制，每一位活动参与者可根据活动种类、参与时间等得到相应积分，当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即可兑换APP上经政府职能整合的大量社会资源，多为公众需要的特色服务或实物，如家政服务、教育培训、免费维修、自助洗车等。同时注重积分的传递转换，居民在入党、使用社区活动载体等方面确立积分获得者的优先地位，有效融合积分制与数据库建设，全方位记录基层志愿者的好人好事，传递正能量。

自主创新“智治”，提升治理能力

沿江街道整合社会治理信息资源，对各渠道各类信息及时进行数据分析、跟进处置、妥善化解，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沿江街道灵活运用网络优势，第一时间收集群众诉求，第一时间解决群众问题。“爱i社区”APP中设置投诉举报模块，创新加入“一键拍”、定位、提醒处置等功能，使得投诉举报内容更明确、证据更充分、处置更便捷，居民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反映问题、解决问题、评价效果的完整操作。

通过这一功能板块，APP不仅能有效收集居民需求、成为沿江大联勤框架体系的适当补充；并能对反映问题进行分类，明确业委会、物业、社区各自职能，协调理顺社区治理各方主体关系，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居民志愿者队伍、社区社会组织都明晰各方权利责任，形成责任清单与权力清单，围绕“爱i社区”服务体系运作形成凝聚力较强的工作整体。

“爱i社区”综合服务体系的建立，是沿江街道探索公共服务、城市治理的新举措，既革新了政府传统服务模式，促进公众服务往高效、便民、精准的方向发展；又发挥了公众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参与回报机制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培养公众的城市治理理念；进而强化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城市发展健康生态。

【浙江嘉兴经开区：创新举措下活社区治理这盘棋】

嘉兴日报 2018-09-03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百姓民主意识的增强，拆迁纠纷、环境问题、婚姻家庭矛盾等日益增多，给原有的基层治理机制、治理方式带来了严峻挑战。近年来，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推进党建引领“三治融合”，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尤其在发挥社区“自治”上创新举措，打造一个平台、形成一套可行模式，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塘汇街道是典型的产城融合区域，辖区工业企业多、拆迁安置小区多，人员流动较大，社会环境相对复杂。2016年，该街道首创设立了小区居务社，并在全区层面全面推广。“居务社以推动居民自治、领办为民服务为宗旨，把社区治理和服务工作下沉到居民群众中间。”永政社区和风丽园居务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原本需要跑几条马路到社区咨询的事情，现在在小区边上的居务社就能了解，实在是太方便了。”永政社区居民林阿姨说。不仅方便居民办事，该居务社设立以来，每月会召开一次“民主日”，召集居民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引导居民参与民主协商；同时，他们还搭建了“邻里汇”，组织居民开展特色活动，将小社区变为“大家庭”。据统计，塘汇街道各社区小区居务社设立以来，已累计接待居民6305人次，开展活动127次，调处矛盾纠纷36起，已解决36个，解决率100%，有力促进了社区自治建设。

在嘉北街道所辖社区中，则是以“幸福社区助力团”为自治团队的模式，融入基层服务各个领域。昌盛社区的爱馨便民调解工作室以老主任金宏林为带头人，该调解团队对社区居民知根知底，说话讲理又接地气，很多邻里与家庭矛盾都在家门口得到解决，深受居民信赖；常秀社区的“四叶草之家”以社会组织的身份成为“助力团”中的一员，6位持证专业社工、3支特色志愿服务团队，为项目的运营提供了坚强后盾……

嘉北街道还注重挖掘社区中热心公益、有责任和担当的居民领袖参与“助力团”，根据不同特长开展自治服务。来自阳海社区的单美华阿姨，是“助力团”里一位“爱管闲事”的代表。退休在家的日子，单阿姨经常以邻里帮扶贴心人、志愿服务带头人、社区活动领袖者的身份，不时出现在一个个被需要的地方。

同样，城南街道也以自治为先，充分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不断完善队伍建设，搭建社区自治平台。比如，作为全市首批被命名为“三治融合”示范社区的基层单位，金穗社区充分发挥“小区自治小组”、社区调委会、“老徐调解工作室”的载体作用，小区业委会和20个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自治，义务巡逻队、金叔穗婶能量站、青麦苗成长中心、月月排舞队等各自奉献在不同领域，为服务民生、推动自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年来，开发区各社区都修订完善了《社区居民公约》，将移风易俗、道德评议等纳入公约，进一步推动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各社区还纷纷完善了入户走访机制，建立健全错时入户走访“意见收集—分析梳理—研究解决—信息反馈”工作机制，及时解决和满足民意诉求；各社区深化老娘舅调解机制，设立由退休老党员、老村干部等负责的“老娘舅调解室”，开辟出了一条“诉访对接、三级联动、多元化解”的化解矛盾纠纷新路子。

除了加强“自治”外，开发区各社区以法治为根本抓好基层法制建设，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文艺宣传队伍，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同时，还通过聘请专业律师、巡回法庭专业干部等组建法律服务团，每月驻点社区接受居民的法律咨询，使法律进社区落到实处，促进了民主法制建设。

在“德治”方面，各社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道德讲堂、百姓舞台、文明评创、道德评议、最美家庭和道德模范评选等方式，以道德教育提高素养、以文化活动丰富生活、以正面典型激励精神，引领社区文明新风尚，促进文明和谐社会风尚的形成。

如今，开发区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目标，社区各项建设稳步推进，社区服务、法治环境等明显提升，居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个文明有序、和谐宜居的社区正在逐步形成。

三、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之案例典范

【北京建国门街道：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人民网 2015-07-21

一、背景与起因

(一)社会背景

随着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环境和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城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承担的社会管理事务越来越多,也是城市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一是居民群众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多样化，对社区的环境卫生、安全秩序、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且以各种社区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是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工作向社区转移，社区治理成为了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这在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关注度和期望值的同时，也放大了社区居委会的现实困境。三是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职能分开后，社区居委会面临“自治功能归位难”和“边缘化”等问题，居民对各类社区事务参与率较低、参与程度不高、参与人员结构不合理、参与机制不够健全、参与方法和技术还较为落后。如何有效满足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如何有效解决社区问题？成为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居民自愿组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参与公共政策决策、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和满足社区服务需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应对上述问题中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同时，绝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组织化程度不高，对居民吸引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街道进行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现状

建国门街道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中部，紧邻东二环，横跨长安街，辖7个社区，面积约2.6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9万人，常住流动人口1.4万人。作为中心老城区，建国门街道社情复杂：辖区内高档现代小区和老旧平房区共存、高档写字楼和各类小商铺并存、流动人口和常住本地居民相互依存，导致居民需求差异大、社会管理任务重、社会治理难度大。

多年来，街道工委、办事处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工作，广泛发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扶持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发展，为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作出了积极努力。2006年街道出台了《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建设的意见》，把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项政府主导性工作确定下来。此后，通过制度规范、品牌带动、专业引导等方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建立了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活动信息反馈、年度审核、俱乐部联席会等制度，形成了多个品牌组织，并同十多家专业社工机构、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承接完成多项市、区级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微创投项目。

截至2014年9月，建国门街道共有社区社会组织149家，总体上看，建国门街道的社区社会组织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

1、组织数量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为60家，至今每年新增21家，年均增长率达19.3%；社区社会组织成员人数由2011年的5479人发展到2014年的11408人，呈加速发展态势。

2、组织类别多种多样，涵盖领域不断扩大。2006年，社区社会组织以社会事务类和文体活动类为主，2008年拓展到公益慈善类、志愿服务类。近两年，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和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居民自治类和生活服务类组织逐渐步入发展快车道。

3、组织基础愈加广泛，作用不断扩大。社区社会组织的触角已经遍布社区建设各个方面，成为构建和谐社区、完善居民自治、服务群众生活、营造良好环境、凝聚社会共识、塑造社区认同的一支新生力量。

4、组织活力持续增强，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这些组织每年开展活动的次数累计不少于4500次。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培育了居民公益意识，联络了居民感情，满足了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有些品牌社区社会组织不仅服务于社区，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认同。站东社区的北京站党员义务指路队先后被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北京电视台、首都文明热线等多家中央、市级媒体报道。以“益和爱”公益编织组的编织献爱心发展而来的公益编织节，在街道支持下，由外交部街社区联合北京苹果基金会连续举办两年，吸引了东城区兄弟街道和北京兄弟区县街道以及外省市街道的热心参与，两年的爱心义卖、拍卖共募集到善款20多万元，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当前，建国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仍然重要，但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已是更为关键之所在。只有结构和质量得到改善，才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环，为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反之，规模和数量的增加也将遭遇瓶颈，造成低水平重复的结果。据此，当务之急是破解以下五个问题。

1、结构不均衡。社区社会组织数量逐年增加，结构不均衡的状况也日益凸显。一是全街道层面类别结构不均衡，从前述类别分布情况即可见一斑。二是组织内部成员结构不均衡，社区社会组织的成员多是人户一致的常住户，驻地企事业单位职工和流动人口参与少。三是组织成员年龄结构不均衡，老年人多、年轻人少是各个组织的普遍情况。

2、发展自觉性不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同带头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前，带头人由社区社工 兼任的有73人，占六成以上。长期的行政依附机制和依赖惯性，使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缺乏加强组织能力建设的自觉性，组织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较弱，多数组织往往优先选择去完成街道或社区委派的任务，轻视和忽视自身工作计划的制定执行。

3、社会化运作意识和经验少。不论社工身份带头人，还是其他身份带头人，大都熟悉并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动员方式，对多元参与的社会化动员方式缺乏了解，社区社会组织对社会化运作多持回避或观望态度。

4、专业支持力度不够。带头人和骨干成员丰富的居民工作经验是社区社会组织的优势，这种优势能转化为对居民的聚合效应，是组织发展初期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当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管理评价体系以及硬件设施配备所具备的边际效用将逐渐高于经验优势。工作技能、制度环境和硬件支撑正是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在专业支持方面最为迫切的需求。

5、人才发展存在局限。建国门街道的社区社工中约有三分之一取得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但相当部分人获取职业资格的初衷只是单纯为了增加收入 ，大家对职业技能的运用既缺乏意识也缺乏有效指导。市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落户，吸引了专业社工机构参与到社区建设中，但实操过程中出现的与社区实际脱节的情况，削弱了社区社工对专业社工机构的信任，利用专业社工机构带动社区社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受到影响。

2014年1月民政部同意将北京市东城区等31个单位确认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014年2月，东城区民政局向各街道下发通知，倡导围绕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五项重点任务 ，申报北京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街道。在同上级部门充分沟通基础上，建国门街道确定以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创新实验的主题，研究制定了《关于北京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实验方案》 ，突出了工作重点和街道特点，得到市民政局批准和市创新实验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实验的主要目标是：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成为社区多元治理体系的支撑力量。到实验期(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结束，培育出2-3个达到专业注册标准的社区社会组织，探索出一套具有可复制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

二、主要做法

实验方案紧紧围绕主题，以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工作项目承接机制、拓展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路径、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成长计划、探索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为主要内容。4月起，街道从理念宣传、机制构建、路径探索三个方面同步推进创新实验工作。

(一)抓理念推广，最大范围营造共识。

多渠道推广治理理念。实验方案获得批准后，街道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面向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驻区企事业单位宣讲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理念，宣传共治共享思路，使其在潜移默化中认识到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

多层面实施专题培训。在街道理论中心组学习、社区“一把手”例会和各种专题会上，反复讲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理念和思路，邀请社会建设领域专家、专业社会组织负责人，针对社区工作者、党员居民骨干、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进行分类专题培训，提高了不同群体对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和组织发展工作能力。

(二)抓顶层设计，最大限度理顺机制。

健全组织领导和智力支持机制

街道成立了实验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工委、办事处主要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主管社区建设的副职担任办公室主任，承担组织保障和综合协调职能。根据实验方案对实验内容进一步细化，形成了任务分解并落实到相关职能科室和社区，建立起了社区建设办公室(简称“社区办”)主责协调、社组联筹备组定点攻坚、社区工作者联席会(简称“社工联”)协同引导、合作专业机构互联助推、街道相关业务科室对口支持、各社区聚合落地的工作格局。

聘请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市社会建设专家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和部分专业社工机构的专家，组建了专家顾问团，为实验工作提供智力支持。设立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并制定了使用办法，完善了社区公益事业补助金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流程。

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注册管理

对不具备法人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实行备案管理。对组织形式、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近的社区社会组织，引导其通过整合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对已备案但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社区社会组织，完善退出机制。对已依法登记但存在违法行为的社区社会组织，及时依法予以查处。定期完善已备案组织的信息，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档案库。定期更新组织活动信息，及时对新生组织、合并组织和撤销解散的组织进行备案变更，保持备案系统信息即时、详实、规范。对条件成熟的社区社会组织，为其创造条件，鼓励并指导其进行登记注册，使其逐步发展成为本土化的专业社会组织。

加大社区社会组织监管力度

街道和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社会组织，实现党建工作与社区社会组织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社区办作为社区建设统筹科室发挥牵头和综合协调作用，协调业务科室对相关领域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扶持与监管。社区居委会及下属委员会指导与其对应的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工作，促使社区社会组织建立章程、完善活动规则和经费管理等规章制度，健全自我管理和发展的运行机制，确保其自我发展、民主管理、依法活动，提高社会公信力。

完善枢纽组织引导服务机制

街道遴选持证专业社工，组建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筹备组，专职从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筹备工作。依托筹备组，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社会调查专业方法，进行了社区社会组织摸底调研，建立了基础数据库和档案库，形成了调研报告，畅通了与社区社会组织骨干成员的沟通渠道，建立了社区社会组织人才库，制定了章程(草案)及相关规章制度，完成了注册社会团体的法定程序，将备案的149家社区社会组织吸纳入会，以便更好地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管理、指导、培训、服务等方面的专业支持。同时，推动街道文联、老年协会完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范，履行民政注册流程，引导其在各自领域发挥枢纽作用。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培育新生组织

街道广泛发动居民参与到文化娱乐、便民服务、志愿服务、自治自管等多个领域的社区需求立项中。对拟立项的需求项目，坚持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扶持培育，通过项目化方式调动居民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参与主动性，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在需求项目实施过程中，由行政主责科室协同所在社区居委会进行过程控制，坚持谁受益谁评价，以项目涉及到的相关利益群体为主进行成效评估，把监督重心从事前变为事后，保障项目各项目标落到实处。同时，街道一面不断完善社区需求立项工作流程，使之便于操作并常态固化下来，一面进行示范项目评比表彰，对承接项目的优秀社区社会组织给予正向激励。

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

街道依据市区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相关精神，研究制定了街道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施办法，明确了购买内容、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程序及保障措施。系统梳理街道工委、办事处各业务科室工作，筛选出更适于由社会组织承接的内容，形成街道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库。举办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洽谈会，引进专业社会组织解决社区专业服务问题，鼓励社区社会组织承接需要发动群众参与的一般性问题，引导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丰富经验、提高能力。

制定社区社会组织动态评价体系

街道组织社会组织评估专家、社区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骨干等相关人员，制定了《建国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动态评价体系》(试行)。该评价体系从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建设、内部规范、业绩考量等三方面制定了评估指标，评估结果作为街道评选表彰优秀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依据，也作为街道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中选择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参考。

(三)抓专业带动，最大程度形成合力。

争取专业组织帮扶，提升组织实力

街道大力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参加中央、市、区级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微)创投项目，在项目申报和实施过程中争取专业支持，注重基础和过程管理，采用“面对面”、“手把手”的方式加大指导力度，发现一批具有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潜质的社区工作者和居民，形成社区社会组织人才梯队的雏形，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和水平。

近年来，街道同苹果基金会、曾敏杰杨浩联爱基金、曙康社工事务所、感恩公益基金会等专业社会组织合作，实施了第二届公益编织节、社区公益绘本馆、公益戏剧节、快乐三点半等项目，在项目实施中突出专业力量的意识引领和带动，扩大了知晓度、参与面和影响力。

吸引社会组织入驻，带动辖区组织发展

街道利用现有基础资源，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将其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集中活动和发展交流的平台。孵化基地由建国门社组联负责日常运行管理，通过协调引进外部资源，整合内部资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同时，街道引进注册了引行社工事务所、红盾公共安全咨询与服务中心和青春梦想同龄同行志愿者协会，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为地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并在各自领域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鼓励社区工作者自发成立了七彩社工俱乐部，在加强社区工作者团队建设，增强社工队伍凝聚力基础上，引导他们把专业技能应用到日常实际工作中。

三、主要成效

通过实验工作，街道探索了社区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支持体系，实现街道、社区、社会(社区)组织三级联动的机制，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特色培育机制。经过近两年的培育发展，建国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其发展自觉性和社会化运作意识有所增强，专业支持有明显改善，人才梯队初步形成，一批具有社会化运作经验和能力的社区社会组织被培育出来。

“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理念深入人心

以往居民对发生在身边的大小事情都向居委会或街道进行反馈，期望通过政府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通过多渠道推广治理理念，部分群体意识到可以参与到社区建设中。通过家园论坛、城市管理大家谈、我的社区我做主等活动，很多居民慢慢体验到参与社区建设带来的变化，逐渐树立了“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理念。

通过对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的能力培训、座谈交流，很多社区社会组织呈现积极发展态势，树立了独立立项、开展活动的意识。通过对社区工作者的立项培训和优秀案例参观学习，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服务意识得到了提升，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后积极与社区领导交流，并结合现有社区状况提供项目策划和实施建议，撰写出更优质的项目立项书，推动了社区需求立项工作的开展。

枢纽组织作用凸显

社区社会组织以前是相对封闭式活动。在社组联的引导下，各社区社会组织开始扩大活动成员的来源，探索了多社区的合作模式。同时，社组联建立了常规化咨询机制，开设了项目咨询移动热线，大力争取了市区多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并不断投入到社区社会组织专业能力建设、日常督导咨询、个案一对一辅导、项目开发与设计中，得到了大多社区社会组织的一致好评。作为街道级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成为了促进政社良性互动的桥梁纽带，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平台，助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资源中心。

街道文联、老年协会等枢纽组织在完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范后，有效调动了各类主体及志愿者的兴趣，创新服务方式，提高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功能。

新生组织不断成立，有效需求得以解决

通过开设居民需求档案库并进行阶段性追踪发掘，保证了需求的有效性和时效性，促使街道、社区、社区社会组织更有效的发现问题，寻找对策，提高了社区共融性。

通过常态推进社区需求立项工作，居民逐渐适应了理性表达需求，增强了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逐渐认识到组织参与的优势所在，进而自觉产生组建社区社会组织的意愿。

在此基础上，街道孵化培育了一批符合社区需求、能解决社区问题的社区社会组织。2014年，赵家楼社区阳照胡同9号院委会，大羊宜宾胡同31号院1号楼自管会、西总布胡同64号环境协商会、苏州最美家音、外交部街义务理发等一批优秀项目得以实施，促使了居民互帮互助，有序参与社会管理，满足了居民多层次、多元化需求，在社区治理和服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购买服务深入人心，社会组织不断壮大

通过梳理政府和社区职能，街道在社会宣传、失独老人帮扶、青少年培训、养老服务、社区自治组织培育、自治项目开展等方面均有需求。为此，街道多次组织各科室代表、社区、多家专业社会组织和企业进行供需洽谈，将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多个科室先后与专业社会组织达成了合作意向。

通过政策引导、重点培育、项目资助等方式，建国门街道出现了一批活动规范有序、作用发挥明显、社会影响力强的示范型社区社会组织,有的社区社会组织还借助跟居民的天然情感联系，形成“一专多能”的组织特点，如有的文体活动类组织能在生活服务、居民自治等领域发挥作用。

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2015年，街道定期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动态评价，查找不足，总结经验，达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目的。对优秀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和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区工作者进行评比表彰，给予正向激励，树立品牌意识，提升优秀社区社会组织的示范带头作用。

专业服务水平提升

2014年，街道借助专业力量，扶持各社区社会组织申报各级各类购买服务、公益创投项目预计14个，培育提升一批同质化社区社会组织，提高其在居民中的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树立一批优秀品牌项目；培育带动一批热心社区建设和公益事业、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在居民中有影响力的专业社工和居民骨干，初步形成人力资源储备。

四、经验体会

现实生活中，政府所能调动的资源依然远远多于其他社会主体，政府推动某项工作的力度也远远大于其他社会主体。同时，又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得不到妥善解决，有许多事情政府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反而其他社会主体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其自身培育发展的客体，离开政府主导将困难重重，不能发挥社会主体作用，失去本原意义。

因此，政府主导和社会主体并不是矛盾的，它们之间有一个平衡点，平衡点把握不好，就会陷入矛盾的境地。过于注重政府主导、忽视社会主体，容易为实验而实验，能出成果但“换汤不换药”，意义不大。过于注重社会主体、忽视政府主导，则可能导致社会主体意识不到位、推进缓慢，也可能导致实验方向发生偏离、实验失败。

在上述工作中，街道始终坚持“五导”：

党委领导——重大事项在街道层面要报工委会审议，社区层面要经社区党委会研究。

政府主导——办事处制定实验工作规范和流程，协调调动各方参与，把握推进步骤和进展情况。

社区引导——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法定自治组织功能，把社区社会组织引向良性发展轨道。

组织传导——通过专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将治理理念和多元参与意识传导到更多居民中。

居民自导——积极发动和保护居民的参与热情，特别是注重居民主动和有序参与的习惯养成。

通过近一年的探索，我们认为，二者的平衡点就是以党委领导作为支点，社区引导、组织传导、居民自导三合一的社会主体同政府主导构成和谐的平衡。

五、结语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是一项长期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建国门街道将立足现有成果，站在新的起点，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继续扩大社区社会组织规模，努力实现类别多样且结构均衡；继续提高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继续增强组织活跃度、扩大影响力，使社区社会组织逐渐成为社区多元治理体系的有效支撑；努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加生动的基层实践经验。

【北京天桥街道：扎实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中国网生活 2018-04-16

天桥街道位于西城区东南部，辖区面积2.07平方公里，划分8个社区, 有街巷、胡同等85条，总户数26474户，户籍人口5.18万人，常住人口4.64万人。

街道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不断创新、改进社区治理和服务方式，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向非行政、社会化、专业化转化，加强街道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连续多年被评为首都文明街道，先后荣获“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推广基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全国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近几年，街道按照市、区关于“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社区减负增效、参与协商机制建设”等工作要求，在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居民需求为根本，通过突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重构社区体系架构、促进社区回归自治、拓展治理服务新路径、强化服务能力建设等措施，让社区治理格局真正顺了起来，让社会组织真正活了起来，让社区服务真正精了起来，让居民自治真正实了起来，取得了群众参与、群众获益、群众满意的良好效果。

一、 强化基层党建创新，引领推进社会治理服务创新。

1.充分发挥区域化大党建格局的融合作用，完善基层党建抓治理的“三级联动体系”建设。完善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层层抓落实的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建立街道工委书记、职能部门负责人、社区党委书记共担共治的三级联动责任体系，健全跟踪问责问效督促检查、联席会沟通协调、协商议事民意表达的三级联动制度体系，搭建街道全响应服务中心、智慧社区信息化平台、百姓微信自媒体APP的三级联动网络体系，实现加强统筹、上下联动、落实落细的效果。

2.探索实践党建品牌项目服务模式。发挥好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推动治理服务的作用，打造 “红色先锋”社区党校学习基地项目、“五色先锋e家亲”学雷锋金数据服务项目、“红色卫士邻里守望”养老服务项目等3大类17个品牌项目，助推建设发展可持续、环境高质量、文化有魅力、社区更和谐的新天桥。

3.在背街小巷治理工作中，成立街巷临时党支部。在背街小巷整治中体现“一个支部一面旗、党员认岗亮身份”，让每条街巷都能实现支部(党小组)建在街巷中，党员有岗有责、亮出身份的目标。在虎坊路社区寿长街二条、永安路社区分别开展“红旗街巷党建模式”、“社区临时联合党支部+N工作模式”试点工作，让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带动作用发挥到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促进党建工作到基层一线发力。

二、搭建街道综合治理和全响应服务平台，加强辖区社会服务和管理，维护地区稳定。

1.发挥地区综合治理委员会职能作用，不断加强综治工作的体系建设、机制建设、制度建设。街道联合公安、消防、城管等职能部门，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地区重点、难点问题入手，加速“疏非控人”工作进度，集中精力推进拆违、“开墙打洞”治理、环境保护、房屋腾退、演艺区周边治理提升等重点工作，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目标，不断夯实综治基础，逐步构筑社会治安立体化宣传体系、地区反恐处突体系和三级消防设施体系。仅2017年，共发动地区1378名治安志愿者参与重要时间节点治安防控，地区反恐处突小分队完成区级支援任务60余次;完成疏解人口任务的386.5%;开展各类联合执法行动65次，消除安全隐患135处，地区整体治安秩序和环境秩序明显改善，街道连续两年获得“西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街道”称号。

2.加强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规范工作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制定《天桥街道非紧急救助案件办理工作制度》、《天桥街道公共服务大厅窗口规范化服务考核方案》等多项制度，重新梳理行政服务办事事项，将民情、民需信息细化为城市管理、社区治安、住房保障、为老服务、食品安全、重大安全隐患等类别。2017年，受理业务64939件，处理上报办结案件15783件，有效提高街道办事处公共服务能力。

3.推行社区服务社会化建设，实现与居民需求无缝对接。 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对家政、理发、超市等便民服务资源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共享和调整，形成了《天桥地区便民服务实用手册》。与服务企业合作，实施“百家圆梦”项目，为天桥地区子女长期不在身边且存在不同困难的100余户特殊家庭提供居家关爱服务;推行居家养老服务社区社会化建设，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开展养老巡视服务工作;依托天桥街道养老照料中心，以辖区内空巢、独居、孤寡、困难、半失能等老人为重点服务对象，提供生活照料、配餐送餐、康复护理、心理慰藉、助浴助洁、健康问诊、日间托老等服务，增强社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

三、深化社区减负，推行“居站分设、多居一站”社区管理架构，促进居委会回归自治

1.提升社区政务服务专业化能力。街道依法依规将社区服务站行政事务与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合理分割，将社会福利、住房保障、就业服务、为老服务、爱心助残、人口计生等6大类69个代理代办事项全面梳理进站。东经路服务站作为4个撤站社区唯一协助政府职能部门代理代办社区行政服务事项的工作平台，在站务上推行“服务站一头管理、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类办理”的工作方式，在事项办理上实行“全科受理、全程规范、全时服务”，实现事项办理的电子流转和对接、办理节点的可记录和可跟踪，切实发挥了服务民生、服务群众的功能，让社区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透明。

2.促进社区居委会回归自治功能。“居站分设”切实改变了4个撤站社区居委会职能错位、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实现了居民自治职能归位，让居委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自治组织，发挥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和维护居民权益的功能，化解社区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也为社区居民政治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根据中央、市、区三级的社区减负文件要求，街道大力推进社区减负，对居委会七大委员会12大类77个服务事项的工作进行系统梳理，规范社区居委会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取消年终考核对社区的“一票否决”事项。

四、探索社区“参与式”民主自治模式，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工作效能

1.健全社区“参与式协商”民主自治机制。制定《天桥街道参与型协商社区民主自治探索工作指导手册》，梳理议事协商形式、议事协商规则、议事协商程序，将涉及居民利益的公共服务事项逐步纳入协商议事范围，建立居民自管会、社区层面协商议事会、社会单位共商共治会三级分层分级协商议事会平台，通过“访听解”、居民代表会、楼委会、自管会、业委会等多方形式听取民意，决策事项协商实施要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执行，协商事项解决办理完毕后要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反馈，让小事化解于楼门、让急事分解于社区、让难事解决于辖区。

2.充分发挥居民自管功能，全面增强社区自治力量。街道总结虎坊路社区“客座主任”“五联共建”工作方法、天桥小区社区的“乐融街坊会”、 禄长街社区的“百姓民主议事厅”、先农坛社区的“五老议事会”等社区推进民主自治工作的经验，通过社区老年人小饭桌、社区安全防范科技提升、老年人和残疾人入户理发、空巢老人和残疾人爱心拐杖服务等一件件居民急需问题的解决，让社区“参与式协商”民主自治在各项程序的规范下切实落实，真正实现“自我管好身边的事儿”，让身边事儿“就地解决”。

五、创新社会动员方式，打造社会参与实践平台，拓展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空间

1.搭建街道社会治理和服务实体平台，引进专业社会组织，打造专业化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利用天桥小区北里3号楼地下腾退空间，投入350万元资金，建立900平方米的社会治理创新空间。引进睦邻社工事务所等4家专业社会组织，承接创新空间社会治理动员项目，为辖区提供及公益项目创投、自治能力建设、社会组织自治培育、社会家庭总动员等多个领域的专业化服务。通过“1+1助推”、“三社联动”的方式，让专业社工长期进驻社区，为社区、社工、社会组织搭建专业培育扶持带动平台，培育和发展各类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治理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增强社区居民自我服务能力，推进社区治理民主化。

2.搭建四级治理参与载体，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依托“街道级社会化参与统筹平台、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基础平台、社会力量专业化支撑平台、社区社会组织微公益平台”四级治理参与载体，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模式向非行政、多元化、专业化转变。街道通过“政府购买、专业力量指导”的方式，助推居民的“微需求、微创投、微服务、微自治”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实现、推进，促进协商成果转化落地，实现了服务需求由居民提出、服务项目由居民决定、服务过程由居民监督、服务效果由居民评判。开发建设“创˙益天桥”百姓自媒体微信平台。通过“扫一扫”，地区登记备案的125家社区社会组织就可以方便地预定活动交流空间、申请微创投公益项目、展示活动自拍成果，让百姓便捷地知晓空间活动、热点新闻、好书推荐借阅、公益需求建议、公益服务报名、公益服务改进等区域动态，打造天桥百姓身边的自媒体平台，让地区社会治理和服务实现与百姓零距离的对话沟通，及时解决百姓身边的急事难事小事。

六、坚持以文化育文明，将德治理念融入和谐社区建设

1.突出天桥民俗文化特色。天桥是北京民俗文化的发祥地，是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因此，在做好百姓宣讲、北京榜样、道德讲堂、最美家庭评比等日常工作的基础上，我们重点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民俗文化上下功夫。通过开展天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社区、进军营、进学校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天桥文化氛围。同时，时令节从年初的春节到年根儿的腊八节均有相应的活动，比如我们举办过的“迎春送福”春联笔会、正月十五“猜灯谜˙闹元宵”赶花会;清明节“祭先农、识五谷，播撒文明在天桥”;“七夕天桥会，共襄夫妻节”;九九重阳“孝贤文化节”;“情系中国节、快乐过腊八”等文化活动，让居民了解传统节日的由来、风俗习惯及其象征意义，引导市民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2.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特色品牌。天桥街道是全国学雷锋先进集体。1983年街道创建当时被誉为“城南新事”的“综合包户”服务形式，在长期的志愿服务活动中，街道坚持“惠民为本、典型带动、创新为源、与时俱进”的工作方针，使学雷锋志愿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涌现出无数“小巷雷锋”。近几年，街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着重在志愿服务机制体系及手段创新、关爱老幼弱残、打造服务品牌、服务地区发展上见成效，由居民之间的邻里互助发展到居民与单位、单位与单位、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大邻里互助”，组成志愿服务联盟。截止目前，地区注册志愿者已达8176名，占地区常驻人口15%，拥有62支志愿服务团队，有15个服务种类108个服务项目，构建起多方位、全覆盖的“八家、三岗、一园”的志愿服务空间布局，形成“邻里守望、共享幸福”的志愿服务新风尚。

通过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工作，街道统筹管理、协调监督、组织服务、社会动员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街道党员干部群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提高，如今爱学习、爱交流、爱展示、爱参加公益活动越来越多，不讲文明礼貌、说话随意的人越来越少;社会各方参与地区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明显提高，促成了天桥人精神面貌的变化，促成了天桥人生活环境的变化，大家的共识逐步凝聚到西城区“安全、安静、舒适、典雅、古朴”的发展愿景上来。

下一步，街道将按照实验区工作要求，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打造与首都核心功能相适应的安全、服务、基础设施和文化环境，全面提升街道、社区服务和管理水平。

【江苏省南京市：深化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人民网 2015-08-03

一、背景和起因

街道和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和最基层组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近几年来，南京市积极探索城乡治理体制改革，积极推动街道办事处中心化改革，构建了“一委一居一站一办”社区治理结构，全面推行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深化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良好氛围。为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南京市把“深化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作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全面推进街道和社区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街道办职能错位和“机关化”问题。推动办事处从行政主体向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主体转变，改变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建设，重行政管理、轻公共服务的状况，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综合服务管理职能。推进街道办事处机构改革，消除内设机构臃肿，科级干部超配问题，完善运行机制，改变“二传手”运行惯性，推动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强化街道办的社会治理基础作用；二是解决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水平不高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运行体系建设，创新社会化服务组织方式，推动公共服务流程再造；三是解决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理清社区居委会职责，优化组织结构，化解社区居委会行政色彩过浓、工作负担过重、自治功能不强的矛盾，深化网格化服务管理，强化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四是解决街道社区的社会动员功能问题。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活力为目的，通过制度创新，改进社会动员的手段和方法，调动各方面的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水平。

二、主要做法

制定出台了《深化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18条重点改革任务，以此全面推进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改革举措坚持“三个导向”：一是问题导向，以解决街道和社区现行体制存在的问题为目的明确改革措施；二是实践导向，注重总结我市街道和社区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积极借鉴外地的创新做法；三是操作性导向，注重改革措施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为此，采取召开座谈会、到街道社区实地调研走访、外出考察等方法，了解情况、梳理分析全市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的创新做法和经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共走访34个街道、社区，举办18场不同层次的座谈会，13次集中征求意见，使改革方案实现“两个结合”，即：刚性与弹性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确保了改革成效。

（一）转变职能，强化街道办的社会治理基础地位

出台《南京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职责清单》，明确街道办在统筹城市管理、指导社区建设、组织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和维护和谐稳定、服务经济发展方面的30项工作职责。优化街道工作导向，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对街道办的GDP考核，取消对玄武、秦淮、鼓楼、建邺四城区各街道办和其他区建成区所在街道办经济指标考核。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事费配套”的原则，确立街道办在属地城市管理中的基础地位、统筹职能和保障作用，理顺街道和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将执法权限、执法力量下沉到街道办，强化街道组织协调综合执法的职能。明确涉及地区性、综合性工作需要职能部门依法处理的，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统筹协调、督促落实。涉及专业服务管理的事项，由各职能部门根据责任主体唯一的原则依法行政，承担主体责任。强化群众满意度评价，街道、社区考评中群众主观评价权重分别不低于50%、70%。

（二）精简机构，改革基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遵循“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优化街道机构设置，归并相近职能，综合设置党群工作、经济服务、城市管理、社会管理（政法综治）等服务管理平台，清理并大幅压缩在街道设立的各类非正式机构。因地制宜设置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设立街道便民服务中心，2015年改造建设街道便民服务中心30家。出台便民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通用目录，规范全市便民服务事项，统一服务标准。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覆盖范围内的社区，清理收回行政服务事项，下放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服务管理权限。全面推行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将全市划分成103个一级网格、1223个二级网格、8355个三级网格，建立全覆盖的工作体系，研究制定网格化服务管理标准体系，推动资源下沉、服务前移，建立扁平化的政务服务运行机制。

（三）完善制度，增强社区动员能力和自治功能

出台南京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明晰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范围。探索并推行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服务外包，逐步弱化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功能。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实行费随事转、契约化管理。清理规范对社区的考核、创建、评比项目，规范居委会用章，大幅取消社区台账，取消分解到社区的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全面推行社区大党委党建工作体制，强化社区党组织整合资源与组织志愿服务的职责。下放物业企业的市级管理权限，建立居委会、业委会与物业企业的协调机制。出台《关于深入开展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奉献社区、服务群众”活动的意见》，实行党员进社区双向管理制度。搭建志愿服务对接平台，完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建立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机制。

（四）创新服务，健全社区公共服务的组织提供方式

实行“全科政务服务”，通过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工作流程、统一办理标准，全面推行便民服务“一口受理、一站办结”。改进条块分割的社区专职社工管理体制，实行统一招录调配、统一工作职责、统一日常管理、统一工资标准、统一考核评价，提高社区工作者服务管理能力。在街道建立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重点培育引进公益慈善、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社区社会化服务。出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建立完善区级公益创投制度，逐年提高政府购买社区社会化服务投入。按每个社区（村）每年20万元标准，设立为民服务专项资金，提升社区组织服务的能力。制定《南京市智慧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加快“智慧社区”建设，提高社区服务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三、实施效果

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南京的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互动、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并兴的氛围，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一）彰显了街道办的社会治理主体作用

通过转职能、并机构、调关系、树导向，进一步强化了街道办的社会治理基础作用，促进了块上资源整合、工作联动，对辖区内的城市管理、社区发展、社会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协调、指导、监督与服务，减少了内部科室、与部门间的推诿扯皮，简化了内部层级、部门之间的周转程序，克服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资源浪费等问题，提升了街道综合服务管理的能力。通过下放权限、整合力量，实现城管、环保、药监、工商、治巡警、交警等6个部门派驻执法，公安、住建、卫生、人社、投促、安监、质监、文化、教育、消防等10个部门联系执法，派驻执法达152项，联合执法事项达33项，真做到权力下放到街道、执法人员充实到街道，社会管理水平得到新的提升。

（二）提升了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的质量效率

通过内设机构中心化、服务管理前台化，在街道和社区建中心、设站点，把涉及居民生活的118项服务事项，全部推向服务中心前台，实行“一口受理、一站办结”，实现了综合服务管理的全覆盖，方便了企业群众办事。通过推行“全科政务服务”、“早8晚8”工作制和星期六办公制，解决了社区工作与服务需求的时间不“匹配”的问题，网格化组团式服务、代办服务、承诺式服务、“微服务”等在社区普遍推行，社会服务管理得到延伸落实。网格化服务管理健全了街道机关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联系服务网格内居民的制度和民情日记制度，使居民的服务需求、诉求表达更加直接，实现了“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实现了80%的民生服务事项解决在社区层面，做到了小问题不出社区、一般问题不出街道，提升了服务管理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扩展政府购买服务、加大公益创投投入、设立社区为民服务专项资金，整合了政务服务、自助服务和社会化服务，建立起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服务体系。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进一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市民对幸福都市建设的满意度为78.32分，较2014年底上升0.23分。

（三）增强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

实施社区减负，促进了居委会职能的回归，2015年进社区工作事项压缩到11项，取消了与社区服务管理无关9大类出具证明（盖章）事项，使得社区工作者有更多精力入网格、访民情、解民忧。社区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服务外包试点扩展到全市各区共30多个社区，把居委会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社区居委会逐步从政府的“发言人”转变为居民的“代言人”，促进了社区自治活动的开展。通过推行小区、院落自治，搭建幸福都市圆桌会、居民议事会等民主参与平台，完善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平台和机制，使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落实和保障。社区民主自治活动更加活跃，居民参与社区自治事务的积极性明显增强。

（四）激发了社会协同参与的内在活力

实行党员“双向管理”，形成了在职党员“奉献社区、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全市共有51163名党员到社区报道，主动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全市100个街道（镇）建立了志愿服务总站，完善了志愿服务工作体系和组织网络，2015年“南京市社区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日”活动达192场，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全市有47个街道建立了社会组织联合会、服务中心、孵化中心等枢纽型组织和平台，大力引进发展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全市万人社会组织数达12家，打造了尧化街道姚坊门基金会、汤山益乐家园服务中心等一批社会组织枢纽平台，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四、下一步工作展望

基层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一年的改革实践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一）大力推动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推进街道和社区区域化党建，实现城市街道大工委制、社区大党委制“全覆盖”，着力规范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兼职委员有效发挥作用的运行机制，推动共驻共建由“情感化”支持向“责任化”联动转变，做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服务共担；加强服务骨干队伍建设，按照服务热情高、服务意识强、服务能力强的标准，抓好基层党组织书记选配，抓好带头人队伍建设。以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为主要内容，全面落实“六有”目标任务，在服务中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完善政策提升社会化服务效能

深化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改革，规范向社会组织、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的行为，完善监管制度、投入制度及增长机制，保障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序实施和效益提升，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改革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方式，建立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组织衔接、扶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开发并提供公益性、社会化的服务产品，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强化街道和社区对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等社区服务性构的指导协调监督功能，理顺居委会与业委会的关系，提高社区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完善基层政府组织与居民群众、自治组织的协商制度，明确各级推行行政管理事务与社区居民协商的范围和责任。

（三）积极推动网格化与信息化的融合

以网格为基础，全面、系统、动态地采集人、地、物、事、组织以及群众诉求等各类基层社会治理要素，建立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大数据库”，为领导决策、部门行政、公共服务提升基础信息保证。运用“大数据”分析，适时回应社会需求，实现城乡基层社会的动态管理、及时管理、扁平化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直通”，提高社会面的防控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整合现有信息网络资源，解决基层信息系统多，重复采集录入、浪费人力财力等问题，利用网格化服务管理基础信息库的数据，构建部门信息资源的共享互动机制，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整合，为相关各方及时准确掌握社会动态、跟进服务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提供信息支撑。

五、重要资料

（一）文件

1、中共南京市委 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化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委发〔2014〕60号）；

2、关于印发南京市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公共服务事项基本目录的通知（宁政发〔2015〕16号）；

3、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奉献社区、服务群众”活动的意见》的通知（宁组通〔2014〕34号）；

4、关于印发《社区（村）为民服务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宁组通〔2015〕10号、宁财社〔2015〕55号）；

5、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南京市智慧社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57号）；

6、关于公布首批社区（村）证明类盖章事项准入目录的通知(宁社区〔2015〕2号)；

7、关于印发《南京市社区（村）办公服务用房达标验收细则》的通知。

（二）新闻报道

1、南京街道“去机关化” 考核将由群众说了算_新华网

2、南京49个城区街道列出职责清单 取消GDP考核_央广网

3、南京全面取消街道GDP考核 体制改革_凤凰资讯

4、我市将取消四城区街道经济指标考核_南京日报社数字报刊

5、我市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通用目录制定完成_中国江苏网

6、118项便民事项在家门口就可办理_南京日报社数字报刊

7、南京市2015年社区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日安排_光明网

8、南京市2015年社区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日安排_南京志愿在线

9、今年南京83个街道将设志愿服务总站_光明网

10、13个街道志愿服务总站昨授牌_南京日报社数字报刊

11、南京首批社区用章清单出炉 需社区开的证明减至9项-现代快报网

12、南京首批社区用章清单出炉今后要证明财产关系得换个地方_网易新闻中心

13、南京：社区今后不再盖“万能章”7项证明有权说“不”_龙虎网

14、建邺区启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_新华报业网

15、南京建邺全面推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民网江苏视窗--人民网

16、南京建邺区全面推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_南报网

17、栖霞区尧化街道全科政务服务彰显综合改革成效_南京日报社数字报刊

18、秦淮区试行社区公共服务外包，倒逼社工打破条口分工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以社区治理机制改革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人民网 2015-07-2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省、市相关精神，成都市武侯区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审慎周密的论证评估，于2013年10月启动了“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此项改革获得《求是》“2014第九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评选的“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三社联动”社会化参与机制建设工作获2014年度民政部“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于2014年荣获民政部“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称号。

一、推进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背景

2006年以来，武侯区社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按照“一个分离、两个深化”模式，积极探索，着力创新。

(一)“一个分离”：居、站分离。

从2006年开始，全面推行以“居站分离”为核心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成立社区工作站，承接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事项，实现了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在社区的“落地”。按照“统一审核”的原则，由区法制办、规服办和民政局负责,对拟“下沉”的政务服务事项进行认真清理、严格审核、统一公布；按照“应沉尽沉”的原则,将九大类、89项政务服务事项“下沉”到街道和社区办理(其中，50项业务“下沉”到街道， 39项业务“下沉”到社区)。同时，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明确经费划转办法，及时、足额拨付“下沉”业务经费。政务服务“下沉”的三级平台体系初具规模，“业务向下延伸，数据向上集中”的运行机制初步形成。

通过实施“居站分离”改革，把居委会从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实现了居委会居民自治功能的回归，让其能够集中精力开展居民自治的各项工作，积极开展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开启了全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同时，社区工作站的成立，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服务群众效率的极大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社区搭建了服务群众的平台，确保社区有人办事、有钱办事，进一步夯实了社区作为社会建设最重要的基础单元的支撑和保障体系。

(二)“两个深化”：社区服务管理和居民自治创新的深化。

1.社区服务管理改革的深化。

一是整合社区服务管理职能。在深化“居站分离”改革，不断健全三级(区、街道、社区)政务服务平台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社区服务管理职能，将原社区工作站、综治站、流管站整合成“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组建社区综合服务协管员队伍，集中行使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实现了社区服务和管理职能的深度融合。

二是推行社区服务管理网格化。按照“在贴近服务中做细管理，在精细管理中提升服务”原则，将社区进一步细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一网格约300——500户，以网格划分服务片区，每个网格确定1-2名综合服务协管员，定人、定责、定片、定岗，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访代理、人民调解等各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形成了“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上、事在网中”的工作格局。通过把服务管理的重心下移到院落，触角延伸到家庭，密切了与社区成员的联系，既消除了社会管理中的盲区和死角，实现了社区管理服务的贴近式、满覆盖、精细化，又提升了服务的个性化和精细化水平，真正实现了在服务中落实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2.社区居民自治创新的深化。

一是实化“基层”，将社会管理的末端延伸到院落。

以院落为平台，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一层级的社会管理组织体系。建立院落党组织体系，在院落成立党支部，在楼栋(单元)成立党小组，院落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实现了由“游离型”向“凝聚型”的转变，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组织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建立院落自治组织体系，通过居民民主选举产生院落民情代表和院落自治小组成员，建立院落民情代表议事会制度，成立院落自治小组，民情议事会行使自治事务议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民主议定院落事务，自治小组负责落实。建立社情民意识别传导、表达回应制度体系。通过“民情专递”制度在院落的延伸，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及时倾听群众呼声，对收集到的问题认真研究、妥善处理，群众诉求得到及时回应，社会和谐基础更加坚实。

二是立足“三化”，探索构建老式居民院落长效治理新机制。针对长期以来老式居民院落大多处于自发管理的现状，以“组织细胞化、管理民主化、服务自主化”为目标，积极探索、建立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核心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努力实现老式居民院落由自发管理向居民自治管理的转变。组织细胞化，按照尊重居民意愿和便于管理的原则，将老式居民社区化小为自治管理院落，在院落成立党支部，楼幢成立党小组，形成由“社区党总支—院落党支部—楼栋(单元)党小组”构成的基层党组织体系。管理民主化，在老式居民院落实施自治管理，居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院落民情代表及院落自治小组成员；建立院落民情代表议事会制度，民主议定院落事务，由自治小组负责落实。服务自主化，发挥居民自治机制的作用，广泛发动居民群众积极参与院落管理和服务，共建文明和谐社区。以建立完善院落居民自治机制为前提，有序推进老式居民院落整治工作。

二、推进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做法

2013年10月以来，全区(13个街道，87个社区，126万人口)全面启动了“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这次改革是我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省委十届三次全会、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创新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具体体现，是努力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这次改革，以“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增强社区发展活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为目标，探索构建“网格立体化、主体多元化、服务社会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即通过建立多层级小单元治理组织体系，实现社区治理架构的“立体化”；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协作共进、参与共享作用，实现网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推动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主体以竞争性方式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供居民需要的各类服务，实现网格服务的“社会化”。通过新型基层治理机制的重构，更加积极、更加自觉、更加高效地创新推动政府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与多元共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努力实现社区建设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

(一)探索构建社区“立体化”网格体系。

构建四级网格体系。以每个社区为一级网格；根据社区人口户数、院落性质、工作现状等因素，按照社区两委成员配备职数，将社区划分成大块的管理区域即二级网格；二级网格下的自治院落、物管小区、驻区单位为网格单元即三级网格；在人口、户数较多的自治院落、物管小区可进一步划小网格单元，即四级网格。

建立网格运行机制。社区“两委一站”构成一级网格治理主体。每个二级网格以一名社区两委成员为核心构建网格治理机制，设立网格党组织和网格治理委员会，接受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领导和指导。各社会主体的负责人作为三级网格单元的责任人，接受网格治理委员会(网格党组织)的指导。楼栋长、单元负责人作为四级网格责任人，接受三级网格的指导。

(二)创新“多元化”参与机制。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社会资源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合理界定各类社会资源在社区治理中的定位和责任，坚持社会协同、资源共享理念，围绕“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思路，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目标，逐步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三)建立“社会化”服务机制。

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及志愿服务组织。大力发展和培育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及志愿服务组织，采取竞争性选择方式，把网格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给各类社会主体承接。鼓励在社区成立社会组织居民服务中心，搭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平台，指导和帮助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积极扶持和鼓励社会组织根据居民需要开展各类服务，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服务需求。

制定购买社会服务指导意见。制定《武侯区关于社区平台购买社会服务的指导意见》、《武侯区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暂行办法》、《武侯区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作实施细则》、《武侯区社区纳入政府购买政务服务事项基本指导标准》，明确规定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对象、范围、方式与流程等，按照公开、择优、以事定费的原则，通过委托、采购等方式将政务服务事项交给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社会主体来承接。

严格执行政务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制定《武侯区区级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准入社区管理办法》，建立制度执行的监督问责机制，加大问责力度。在已核准下沉事项之外，区级各部门、街道确实需由社区承担的临时性事务，应在按政务事项下沉准入制度审核批准后，提供必要的人、财、物保障。未按准入制度审批及未实行“费随事转”的事项下沉到社区，社区有权拒绝。

(四)建立完善综合性监督评估机制。

建立和完善购买服务的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武侯区社区平台购买社会服务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区、街两级对社区平台购买社会服务资金的监管，严格规范政府资金使用，完善资金监管制度。

建立和完善购买服务的社会化评估机制。制定《关于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社会化评估办法》，强化评估结果的使用，确保购买服务公开、透明、规范、高效。街道、社区加强对购买服务项目运行的监管，对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的服务情况及时进行跟踪监督，保障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五)建立规范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准入标准。

制定《武侯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准入标准(试行)》，促进社区社会组织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加快培育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积极开展指导和帮扶，引导社会组织开展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健全组织、完善制度、提升能力，积极努力为我区社会治理创新培育更多的参与主体。

(六)厘清社区两委职责边界。

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梳理并出台了《社区党组织履行职责事项》、《社区居委会依法依规履行职责事项》、《社区居委会依法依规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三份清单，进一步划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界限，对社区两委职责进行了明确，对政府权利进行了确权勘界。

三、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初步成效

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落地”，改革成效也初步显现，结合第三方评估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了多层级小单元治理组织体系。

按照社区、院落、楼栋等要素层层细分，建立“立体化”治理体系构架，形成了多层级小单元治理组织体系。全区87个社区共建立一级治理单元87个，二级治理单元460个，三级治理单元1742个，四级治理单元1297个。以社区两委为核心的小单元治理运行机制和工作协商机制初步建立，加快完善。

(二)厘清了社区公共服务主要事项及类别。

社区公共服务是一个必须由众多主体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系统工程，构建完善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是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基础性工程。此次改革的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武侯区区级部门下沉社区政务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目录》，出台了《武侯区社区纳入政府购买政务服务事项基本指导标准》，把社区公共服务梳理为较为清晰的四大类，即：社区行政类公共服务、社区自治类公共服务、社区公益类公共服务、社区市场类公共服务和准市场类公共服务，为我区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将会为国内的相关改革提供十分有益的参考。

(三)推动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采购工作。

通过对社区公共服务事项的梳理，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担的139项政务服务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接。街道作为购买服务的法律主体和监管主体，社区作为购买服务的委托实施主体，按照公开、择优、以事定费的原则，通过委托、采购等方式交给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来承接。建立了社会化评估机制，对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情况及时进行监督评估，确保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的不断提升。2014年投入资金3085万、2015年投入资金3731万元用于购买139项下沉到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事项。

(四)推动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随着本次改革的推进，各项政务服务事项在社区、社会组织间的分工配合下逐步“落地”，由街道、社区及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多元模式在各社区已经初步建立。以政府购买服务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带动社会资源投入、厘清社区“两委”职能的倒逼机制初步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初现轮廓，改革的社会效应将逐步发挥。

(五)推动了区域内社会组织的加快发展。

在本次改革中，专业社会组织的进入不仅使社区面向居民的服务质量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还对整个社区的社会工作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极大地促进了本土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与成长，目前社会组织数量最少的社区也已经注册有2家以上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发展较早的社区则已注册有6家甚至更多的社会组织，此外还有一定数量在街道备案的社会组织。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社区“草根”社会组织必将成长起来，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更专业的社会服务。

(六)推动了社区“两委”还权、赋能、归位。

通过社会组织对社区行政服务工作的承接，使得社区“两委”的工作重心从之前的政务服务工作中脱离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走近居民，了解居民需求，开始探索改革大背景下社区“两委”归位、增权、赋能的有效途径、方式、载体，为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把握正确的方向、给予有力的支持、提供坚实的保障。

四、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社会评论

自武侯区全面推进社区治理机制改革以来，各界媒体高度关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报》、《四川日报》、《人民网》、《搜弧网》等中央、省、市多家媒体在醒目位置进行了报道，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中国社会报》评论：“当前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从政府管理到社会治理，变单向管理为双向治理，而成都市武侯区的社区改革，恰好体现了政府理念的转变，激发了社会组织活力，使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构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武侯区从政府管理发展到社会治理，表现出对自身认识的极大提升。这意味着政府已认识到，在社会治理中，其仅仅是治理主体之一，除了政府主体以外，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例如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个人等也需要参与其中，它们与政府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共同推动整体社会治理的发展。武侯区各政府职能部门也迅速调整自身角色，转变职能，从‘全能’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型，在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职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大胆尝试，并将其全部交给市场与社会，逐步以法治手段规范不同领域及其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推动了社会共同治理的发展。同时，政府承担宏观经济调控、维护社会秩序、提供社会服务、推动社会治理等基本职能，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居民的认可。”

【四川成都正兴街道：构建“134”新型社区治理体系】

人民网 2017-03-02

正兴作为天府新区“白纸画图、平地立城”的核心所在，大量拆迁人口及外来人口涌入社区。今年以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始终把加强新型社区治理作为全局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坚持以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为目标，突出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两大重点，抓好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和社会服务中心三大阵地建设，夯实自治组织、议事组织、社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四大保障，着力构建“一核引领、三心同筑、四元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

一、当前新型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天府新区建设纵深推进，大量居民拆迁入住安置小区。街道现有建成云顶雅居等高品质安置小区5个，总面积81.02万平方米，安置群众5130户16092人，启动了正兴美地安置小区建设，预计2017年底建成，计划安置6100余人。以云顶雅居安置小区为例，小区居民由正兴所辖9个社区(村)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员构成，人数众多，人口构成复杂，管理难度相当大。大量农民入住小区后，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还来不及转变，甚至很多将原有的生活习气带入小区。根据天府新区建设发展需要，未来几年，正兴还将实施一批拆迁。由于新区拆迁和建设速度快、规模大，对一些新情况还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在农民集中居住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社区治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

一是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监督的主客体错位、监督运行方式单一。二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操作性强的程序或规定。三是社区过分依赖政府，对自身管理发展思考较少。四是管理制度“政社”不分，自治功能弱化。

(二)居民参与社区自治意识不强

一是缺乏归属感。居民入住小区后，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二是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积极性不高。三是居民自治合力不足。社区工作重管理轻服务，社区居民自感与社区关系较小，没有形成合力。

(三)社会服务组织培育发展不足

全街道登记社会组织10余个，但多集中在社区培训、养老、未成年人等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够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仍然很少。

二、加强新型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一)始终坚持以社区党建为引领，夯实社区治理基础

社区党建是社区治理的政治保证。创新新型社区治理，必须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体系，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把社区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新型社区治理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建好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新型社区治理中的政治核心和示范引领作用，把建强新型社区党组织作为提升新型社区治理的第一要务。今年以来，我们在云顶雅居新型社区试点，以常住该小区的86名党员为基数，实行党组织关系与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剥离，按照党小组与楼栋片区相对应原则成立了10个党小组，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能力过硬、素质较高的党小组长10名。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型社区党支部云顶支部，选派街道优秀中层干部担任支部书记。新型社区党支部主要负责云顶雅居党建、小区居民自治、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和公共服务及公益慈善等工作，逐步实现了党员住地化管理和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党组织覆盖。

(二)着力完善三大服务平台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质量

社区治理阵地是社区治理功能发挥、效能体现的重要场所，是保障社区治理事务有平台可办、有人员能管的必要场地。正兴在新型社区治理中，倾力打造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和社会服务中心三大平台，为社区治理质量提高做了充分准备。

一是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是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引导社区治理方向，服务社区居民的核心窗口。我们在云顶雅居新型社区试点，建设以党建带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建设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构建党建工作和群团工作“一体化”格局。中心设党员服务站、两新组织联络点、群团组织服务站、党群活动室等机构，办理党群组织接转、党费收缴、党员发展等业务，提供咨询、指导、协调、帮困、教育和培训等服务，倾力打造一个基层党群组织服务党员、群众的平台，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及群团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二是打造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是政府集中办理社区治理事务，提供综合服务的关键平台。我们依托市民中心，建立社区政务服务中心，主要承担各项社会管理和政务服务工作，同时承办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开展的治安、卫生、人口、计生、文化、民政、劳动、科教、环境、维稳综治等工作。通过提供的“一站式”的服务，让社区居民办事少跑冤枉路，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各种优质服务，逐步打造一个接轨城市生活的便捷式服务平台。

三是打造社会服务中心。社会服务中心是汇集多方资源，合力共促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我们搭建社会组织服务社区治理综合平台，为入驻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既有规模又有水平的优质服务场所和办公场所，全面负责社会组织提升培育和统筹管理，联动各类社会组织借智借力、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社区服务强大合力。充分尊重民意，周全考虑社区老中青、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等不同群体居民需求，引进和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文化服务、心理疏导、亲子教育等多类型社会服务组织，实现社区居民在一个中心就能满足多种需求的愿望。目前，全街道共引进10余家社会组织入驻新型社区。

(三)整合资源深入推进四元共治，增强社区治理活力

新形势下，社区居民产生了新的需求，迫切需要各方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在新型社区治理中，我们努力夯实自治组织、议事组织、社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四大保障，形成社区治理的强大活力，以“四元共治”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

一是完善自治组织，增强社区治理内聚力。小区内有住房且居住在小区和在小区租住三年以上的居民，自动成为新型社区选民，享有选举新型社区居委会和自治组织的权力，并成为新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小区选民按24户为单位，通过一户一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单元代表120名。按150户为单位，将小区划分若干楼栋片区，由楼栋片区内的单元代表选举产生了楼栋长15名，在党支部领导下全面行使自治职能，大大增强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动力和效力，彰显了“民意民定”的现代民主政治精神。

二是放权议事组织，汇聚社区治理统筹力。云顶雅居每楼栋片区单元代表自动组成楼栋议事小组，由分属党小组牵头，楼栋长担任议事小组召集人，共同负责议定本楼栋内各项自治事务，并监督相关事项的落实情况。目前，云顶雅居已选举产生议事会成员17人，监事会成员5人，并完成了议事会组织授权工作，进一步促进了小区自治，人人参与。

三是引进社会组织，拓宽社区治理服务面。注册成立正兴街道社会治理创新服务中心，引进和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着力实现专业社会组织本土化，为社区提供了一个从“难以兼顾”到“专业化服务”的孵化平台。启动了“成都市阳光儿童家园”项目，主要开展学龄前儿童辅导、托管等服务；引进“晨辉心萌芽青少年乐园”，主要开展未成年人课程辅导、拓展教育等服务；云顶雅居联合成都市慈善总会成立了天府新区首个以社区命名的慈善基金会，截至目前共计募集资金13.4万元；开设“慈善超市”，进一步夯实公益慈善基础。

四是壮大经济组织，支撑社区治理发展力。在社区党组织的积极筹备、大力支持下，云顶雅居成立了成都市天府新区云顶雅居市民服务中心(民非企)经济组织，主要开展物业管理、维修、文化项目、志愿者发动等方面的服务。

三、成效与体会

(一)党建核心地位凸显，引领示范作用充分发挥

新型社区党支部以街道党工委开展的“解困·暖心”为主题的百名干部进万家活动为契机，对社区居民进行全面走访，对困难居民开展多种形式帮扶、慰问，进一步融洽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组织凝聚力。新型社区党支部通过对党员实行积分管理、星级评定，常规性开展党员义工日活动等，充分彰显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居民赞誉。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下，社区居民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志愿者自觉参与社区治理，营造了“我爱我家、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二)社区管理规范有序，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攀升

一是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云顶雅居水、电、气、讯、路、wifi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市民中心除基本的便民服务外还为社区居民提供市民学校、图书阅览、多媒体电教、司法调解等服务，全方位满足了社区居民的需要，实现了与城市社区的同质化和均衡化。二是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将无形的社区管理转化为居民习惯的以楼栋、单元等地缘为特征的民主自治，实现了由传统的以社区(村)、社、组为单位的管理方式向以单元、小区为单位的管理过渡，有效解决了安置小区如何实现自治的问题，营造了和谐的社区氛围，形成了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三是实现了社区建设管理的多元化。市民中心、图书馆、廉政文化广场、慈善超市、慈善基金会、儿童家园等的相继建设，进一步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让社区逐步成为一个小型社会，真正成为社会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居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

一是实现了志愿精神在小区传播流行。建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居民志愿服务队、小区文明劝导队等志愿服务组织，同时与多所大学合作，引进院校志愿服务队参与社区服务，开展小区卫生清扫、文明劝导、走访慰问等志愿活动，进一步创新了新型社区社会管理思路。二是实现了社会组织有序健康发展。根据对社区居民爱好、兴趣、需求等情况的调查分析，形成了社会组织建立发展规划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办法，良性推动社会组织建设。先后建设了成都市阳光儿童家园、晨辉心萌芽青少年乐园、成都市天府新区青春梦工厂创新社会服务中心、成都市天府新区心连心邻里互助中心等社会组织，有效解决了原有协会组织活动开展相对独立，相互间缺乏联系沟通，无法覆盖整个新型社区群众等问题。三是提高了社区活力和居民归属感。针对老、中、青群体特点，发挥不同社会组织协会作用。通过晨辉心萌芽青少年乐园等未成年人社会服务组织与正兴未成年人开展“小手牵大手”、“四点半课堂”等活动，将未成年人融入到社会实践、新型社区环境治理、新型社区文明创建等工作；通过心连心邻里互助中心、养老中心等社会组织进一步加强对老年群众的组织、引导，切实做好了“五老”关爱工作；通过青春梦工厂创新社会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加强对中年群体就业、指导、交流，广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逐步形成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共享幸福生活”的社区新风尚。

(四)社区自治功能完善，居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

一是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通过党内民主带动基层民主，推进了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二是加强宣传，特别是宣传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和内涵，宣传居委会组织法，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居民在文明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主体意识，把参与社区事务看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三是改革和完善居民参与决策的体制机制，扩大居民参与面，结合各社区实际，召开居民代表会、群众意见收集会、社区议事决策会、社区工作述职评议会等，扩大社区居民有序参与，不断探寻民主自治、民主管理以及居委会规范管理的新形式，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使居民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自治活动，彻底改变被动参与的观念与局面。

(五)社区教育形式丰富，居民整体素质不断提升

一是打造了廉政文化广场，开展“廉政故事大家说”“廉政文化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活动，实现了廉政文化进社区，在云顶雅居形成了“清风云顶，廉洁文明”的社区氛围。二是开展体育、歌唱、演讲、朗诵等多种形式的文娱活动，在轻松自在的环境中寓教于乐，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三是开展志愿服务、公益募捐等慈善活动，进一步弘扬“真善美”，逐步形成了更具人性的小区人文风情。四是持续开展法律法规、公民道德、科普、职业道德、礼仪、环保、低碳减排和安全等系列教育活动，达到了社区居民公民意识和文明素质不断提升的目的。五是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社区居民、各界人士更进一步关注社区、了解社区、融入社区，在参与社区建设和服务中，展现“社区为我，我为社区”的城市社区精神风貌，逐步实现了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浙江嘉善：推行党员楼道长制度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人民网 2017-01-10

近年来，嘉善县积极探索“党建+治理”模式，全面推行党员楼道长工作制度，组织引导辖区内党员主动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开展党员楼道长认领服务奉献岗位活动，主动当好社区“红管家”，充分发挥党员楼道长“五员”职能，有效促进了社区规范化治理。去年以来，全县31个社区通过党员楼道长收集意见建议1830余条，办理民事1176件，解决群众困难和问题561个，受到居民群众广泛的认可。

一、实施背景

针对社区人口增多、人员情况趋于多样化且管理难度大的客观现状，用“党建+治理”的思维模式，以楼道内的党员为切入点，有效发挥党员楼道长先锋引领作用，凝聚小力量化作大能量。通过搭建党员楼道长服务平台，明确工作职能责任，建立健全作用发挥机制，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在社区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

二、主要举措

1.精心选配、延伸触角，着力构建社区服务末梢网络。把建立党员楼道长队伍作为服务型社区党组织建设和党员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专门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党员楼道长队伍建设具体目标与举措。一是组建工作网络。各社区党组织结合“两地报到、双岗服务”，对辖区党员尤其是在职党员进行全面排摸，根据居住分布、年龄、特长等，精心挑选具有较高威信、一定群众基础和较强管理能力的党员担任楼道长，一般每个楼道选配1名。目前，全县共选配党员楼道长3781人，其中在职党员3523人，占93.1%，实现了楼道长队伍全面覆盖。在此基础上，通过社区党务公开栏、简报、电子显示屏等，公示楼道长履岗承诺，接受群众监督。罗星街道南门社区专门制定楼道长服务具体方案，明确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在服务方式上，采取上门走访、集中会谈、电话约谈、微信交流等形式，开展社区民情民意征集、民事办理反馈工作，在服务内容上，主要设有宣传资料发放、楼道堆积物清理、楼道乱张贴清除、矛盾纠纷调解、社区居民住户基本情况登记、免费上门诊疗、楼道残疾困难户结对帮扶等一系列服务事项，每个党员楼道长结合自身实际特长，有针对性地主动开展特色服务。二是整合队伍资源。各社区党组织充分整合党员楼道长队伍资源，围绕助老帮扶、结对帮困、治安巡逻、矛盾调解等，分别建立志愿服务队，明确服务队负责人，制定活动计划，开展组团式服务。魏塘街道解放社区组织12名党员楼道长建立巡防服务队，定期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对发现的消防通道不畅、车位划线不清等10多个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建议，并协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晋阳社区组织10多名党员楼道长建立关爱帮扶志愿服务队，排查梳理楼道内的老弱病残群体，做好“一对一”结对帮扶，定期上门开展关爱帮扶活动。三是加强队伍管理。为使党员楼道长工作落到实处,各镇(街道)成立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做好党员楼道长工作的组织、管理、督查等工作。各社区党组织建立“两委”班子成员分片联系制度，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交流工作情况，交办阶段性工作任务。搭建党员楼道长微信群、红色E家园等工作平台，加强日常沟通与联系。

2.贴近实际、科学设岗，不断丰富党员楼道长工作职责。针对社区工作特点，明确党员楼道长承担“五员”工作职责，努力为居民群众提供精准服务。当好民情信息员，结合人口入户调查、社保参保、失业人员登记等工作，及时了解掌握楼道住户的基本情况，对流动人口、优抚对象、孤寡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等特殊人群进行重点了解排摸，主动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今年，全县开展老旧开放式小区提升改造工程，工作涉及面广、牵涉问题多且难度较大，晋阳社区发动党员楼道长挨家挨户上门进行意见建议征求和政策解释工作，共征求并反馈意见建议60余条，率先完成老旧开放式小区提升改造工作。当好民事调解员，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第一时间帮助化解，将疑难复杂纠纷及时上报社区党组织，力争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今年以来，共排查矛盾纠纷问题79件，化解76件。比如，南门社区党员楼道长张怡炜在左邻右舍中的关系融洽、深受信任，今年，有商家在龙鼎御园小区内私设小食堂，油烟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居民第一时间向张怡炜反映，张怡炜立即联系南门社区和罗星派出所，一同将无证小食堂进行取缔。当好文明创建员，带领楼道住户主动参与社区文明创建，争做文明市民、争创文明家庭。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积极参与“千人进社区、百日大整治”活动，利用双休日帮助社区开展环境整治。魏塘街道解放社区还专门组建督查队伍，实行不定期巡防抽查工作。当好政策宣传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编发短信等形式，积极向居民群众宣传就业、创业、社会救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法规，并做好解疑释惑工作。在今年开展的城乡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中，党员楼道长充分发挥政策宣传员作用，共计发放美丽社区建设倡议书20000多份。当好红色代办员，及时掌握楼道内居民的服务需求，主动为楼道内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众提供物资采购、居家养老、办证申请等代办服务，截至目前，开展各类代办事项2100多件。

3.回应民声、“四级”联动，切实推动民情民事即知快办。针对党员楼道长收集的意见建议，各镇(街道)建立健全民事“四办”工作机制。一是党员干部领办。社区党组织建立每周民情分析会制度，分析梳理党员楼道长收集的意见建议，落实党员干部会同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进行办理。今年，在城乡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中，党员楼道长签订“三包”责任书，包干做好楼道环境卫生工作。家住蓝天家园小区的党员楼道长乔璐，主动签订楼道“三包”责任书，并动员自己的母亲一同担任楼道长，每周母女俩一同对两个楼道环境进行清扫清理。二是大党委成员单位协办。对社区及党员楼道长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定期召开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发挥成员单位职能优势，予以协调解决。罗星街道晋阳社区开放式老旧小区较多，树木枝干遮阳，影响居民生活，大党委成员单位县公路段得知后，及时派员帮助修剪树枝。三是共建单位合办。依托“四方红色联盟”、文明单位结对共建等，对民情民事进行共同办理。联合机关单位、村、企业党组织共同开展“义务巡逻进社区、结对帮困进社区、志愿服务进社区、文艺汇演进社区”“四进社区”活动，共建文明和谐新社区。四是镇(街道)党委联办。对居民群众反映的物业管理不到位、部分住户毁绿种菜等难点问题，由镇(街道)党委牵头，到社区现场办公，上下联动，协调推进办理，截至目前，共办理各类事项110多件。

4.记实管理、量化考核，充分激发党员楼道长服务动力。建立健全日常管理激励机制，推动党员楼道长密切联系服务群众。一是实行服务记实。社区党组织为党员楼道长统一制作胸牌，开展挂牌服务。印制《党员楼道长工作手册》，及时记录居民意见建议。依托“民情在线系统”，实时记录党员楼道长岗位履职、志愿服务等情况，各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定期查看系统数据，及时了解掌握党员楼道长服务表现。二是探索服务积分。制定《党员楼道长服务积分管理办法》，制作服务积分记录卡，对党员楼道长服务时限、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量化积分，服务时限按每小时累积一定分值，服务质量根据服务事项难度、轻重缓急、专业要求等，给予相应积分。三是强化考评激励。实行党员楼道长动态管理，党员楼道长表现情况作为党员先锋指数考评、党员干部德行评价、星级党组织评定的重要内容。对岗位职责履行不到位、表现不称职的党员楼道长，由所在单位党组织进行约谈教育；对工作表现突出的党员楼道长，予以专项表彰，去年，全县共评选表彰优秀党员楼道长98名。

三、工作成效

1.有效破解了社区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党员楼道长工作制度有效将党员志愿服务融入日常社区治理，为党员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了平台，又解决了社区工作面广量大、人员不足的问题。比如，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南门社区组织48名党员楼道长建立卫生巡逻小分队，每周二对小区内的楼道保洁、毁绿种菜等情况进行巡查和清理，并将疑难复杂问题及时上报社区党组织。

2.有效增强了社区服务群众的功能。党员楼道长贴近居民生活，能够在信息采集、环境保洁、扶贫帮困、邻里互助等方面，运用自身资源优势，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一个个活跃在楼道内的“红色细胞”，使得社区服务更加精准。比如，蓝天家园小区党员楼道长徐浩在嘉善农商银行工作，他热心帮助弱势群体，帮助楼道内残疾人居民吴善明找到一份小区金融联络员的工作，改善吴善明的生活。南门社区党员楼道长郑美英长期为社区内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众进行上门义诊，提供健康保养等养生服务。

3.有效树立“党在我心中、我在群众中”的先锋形象。党员楼道长制度使得党员在社区中、在邻居旁，亮明身份、以身示范、服务群众，使党员的身影时时可见，先锋的事迹处处可现，密切了党群关系，传播了党员的正能量。比如，罗星街道城市心境小区党员楼道长张蕾蕾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她善于调解矛盾纠纷，是社区居民心中的“协调员”“老舅妈”，担任楼道长以来，已化解大小矛盾纠纷40多起。晋阳社区党员楼道长周俊在县委党校从事行政后勤工作，擅长修理小电器，老旧小区的楼道灯时有破损，他时常利用休息时间，为楼道内各层更换坏灯泡、清理乱张贴。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路社区：创新智+党建新模式开展社区治理】

人民网 2018-09-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十分重要，只要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强烈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国家就会很有力量，我们人民就会很有力量，党的执政基础就能坚如磐石。”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必须从最基本的东西抓起，从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严起，在打牢基础、补齐短板上下功夫，推进党建工作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手段创新，让支部在基层工作中唱主角。“我们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可能具有的强大组织资源。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好了，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牢不可破，我们的党员队伍坚不可摧，党的执政地位就坚如磐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仁怀市中枢街道茅台路社区通过聘请北京鼎新软件开发公司开发了“大党建+大数据+大服务”智慧系统平台，这个“大数据+”平台是一个以网格为基础、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性平台。平台通过搭建“智+社会治理信息资源库”，建设社会治理应用模块以及对多个系统和数据的融合，实现精细化服务、精准化管理，数字化应急、数据化决策。从而推动社会治理思维的变革、社会治理手段的改进、政府决策技术的进步、风险掌控能力的提升、公共管理流程的再造，实现社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服务能力现代化。

一、原因及背景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仁怀市中枢街道茅台路社区作为基层组织的“神经末梢和触角”，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努力在发挥传统工作手段作用的基础上，通过手段创新，使社区党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千方百计使群众生活更方便一些，使群众表达诉求渠道更畅通一些，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神经末梢”作用，进一步发挥党建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对强化党的执政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何让党的基层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措施做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发挥更大作用，是每一个基层党组织值得思考、探索、总结和提高的。

二、思路及做法

仁怀市中枢街道茅台路社区为了进一步对社区治理服务做到精细化，精准化，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出发，创新党建工作思维，设计开发了“大党建+大数据+大服务”的智+社会治理服务平台。

一是进一步增强传统党建工作成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顺应社会治理发展趋势和政府职能转变要求，进行大胆改革创新。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街道党工委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将基层党建工作的优良传统同现代化的技术方法相结合，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更好服务社区居民，进一步发挥基层党建工作的优势显得格外重要。

二是进一步摸清底数分析研判治理情况。为结合新时代发展的特点和服务人民群众实际需求，针对以往社区工作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服务不到位、治理不到位的现实情况。茅台路社区创新探索现代社区治理路径，充分运用“大党建+大数据+大服务”治理手段，打造了智+社区治理新模式。设立了手机APP，让能运用智能手机的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在平台端享受最便捷的服务；设立了智慧社区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发挥平台在大数据动态管理、指挥调度的功能，对社区居民的需要、困难做到及时、快速的发现并处理，对社区综治动态做到实时了解，精准解决，大大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全面实现传统社区管理迈向了现代社区治理，逐步形成组织牵引、社区协同、社会响应、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三是进一步健全平台更好为民服务。从居民生活需要出发，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居民议事会，或深入居民家中走访，收集居民的实际需求，对大家提出最多、实用性最强的需求开始建设，设立了高标准的社区医疗服务站，让居民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引入了仁怀市最大的律师团队设立公益律师服务站。设立了便民工具房免费向居民开放使用，和图书馆联盟在社区设立了图书阅览室和书法室，设立了高标准健身房免费向居民开放，设立了四点半乐园让辖区孩子放学后家里无人时有一个好学习环境，设立了舞蹈室、器乐室、棋牌室让辖区老年人能有一个培养兴趣爱好的好地方，设立了多功能放映室、演出大厅、会议室让辖区居民能有一个议事活动的场所；还设立了一站式服务大厅，让辖区居民足不出小区就能办理相关业务，真正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最终让辖区居民为社区点赞。

三、措施及成效

智+社区治理平台的开发应用，是党建引领下创新社区治理服务的重要探索，是按照智慧城市建设要求，以党建信息化为切入点，运用大数据软件打造“智+党建”平台，不仅实现了对社区治理先锋力量的各类党组织、党员数据的有效掌握，更是在党建引领下，通过区域化党建、“两新”党建及居民区党建 “三建融合”，实现了社区治理中力量整合更加突出、服务举措更加精准、管理手段更加智能，切实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效能，提升了为社区群众提供更加安全舒适、方便快捷的智慧化生活环境。

(一)建好平台，筑牢基础，推动党的工作“一网揽尽”。建立市级统筹、街道主抓、社区负责的工作机制，将茅台路社区作为探索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和社区治理的试点工程来抓。市政府在核心区域安置房项目内为社区划拨了2160平方米房屋，建成党员活动室、感恩教育室等组织阵地和一站式服务大厅、多功能服务室、图书室、志愿者之家、四点半教室、音乐室、舞蹈室、健身房、老年活动室、医疗体检室、法律服务站、群众说事室等服务阵地。同时，根据“大党建+大数据+大服务”需求，先后投入700余万元，与北京、深圳知名企业合作，依托互联网、电视、手机等现代信息传输媒体，利用大数据管理服务手段，高标准建成了“一平台一中心三系统三终端”(即数据融合平台，社区智慧平台指挥中心，“智+党建”、“智+政务”、“智+安全”三个系统，“智+ 宣传”、“智+便民”、“智+治理”三个终端)。其中，“智+党建”系统，就是通过平台系统和相关手机终端APP，将大数据运用与信息化管理融入党建工作全过程，实现党员管理精细化、三会一课常态化、学习交流可视化、党建动态实时化，强化党员管理教育，有序开展组织生活，促进党员交流互动。同时，通过数据分析，能够把握党员学习情况乃至思想动态，有效提高党员管理、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到工作留痕、学习有声、考核有据。比如，我们对社区党员的培训教育和志愿服务实行了在线积分制度，党员通过在线学习测试和参加志愿活动，就可获得相应积分，作为评优选先的重要依据，有效激发了学习热情。

(二)整合资源，精准发力，推动社区治理“一网到底”。党组织、党员的广泛参与是提升社区治理成效的核心力量。加强大数据运用，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信息化，最根本的目的是推进社区治理水平全面提升。智+社区治理平台以党建数据的分析应用为基础，不仅将社区内各条工作战线的力量充分整合，更是进一步发挥了驻区单位、辖区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提高社区共治水平。因此，在谋划工作之初，我们就跳出“就党建抓党建”的固有思路，以党建引领创新社会治理和深化平安建设的实际出发，针对社会治理工作涉及的部门多、业务纵横交错、共享水平不高、深度应用不够等问题，运用“大数据+”手段积极探索社区智能化管理新模式，在“一平台”、“一中心”的基础上，将“智+党建”、“智+政务”、“智+安全”作为三个并列的系统同步设计、同步开发、同步应用，建立完善社区治理智慧系统，整合党建事务、民政事务、综合治理应用模块，融合数据资源，实现精细化服务、精准化管理。“智+政务”系统。让社区居民通过线上可视化交流和平台互动，足不出户就可以申报办理各种证件、业务，向社区上报反映有关情况问题。通过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下载安装“智+党建”APP客户端，通过大数据应用对社区服务资源进行线上线下整合，居民通过手机APP就能享受生活缴费、远程开门、互动交流、问题上报等十多项服务，及时了解社区公示的惠民政策、便民办事流程、社区干部服务动态，线上办理相关业务。社区党总支、居委会能够通过系统平台和手机APP客户端，将党的各项新方针、新政策及社区工作动态及时、准确地向群众进行推送，让党的声音通过平台传达到千家万户。如社区退伍军人通过APP，就可了解退伍安置政策和办理流程，提高了办理效率。自平台上线运行以来，社区已累计向群众推送信息102条(次)，群众申报理各类证件、事务78件(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智+安全”系统。通过监控摄像头、智慧门禁设备、手机APP、触摸屏一体机等前端物联网感知设备，获取数据信息，就能够全面掌握社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精神病患者、优抚对象等弱势群体的活动轨迹，做到全天候线上问需于民，及时处理、对症下药。借助“大数据+”手段，茅台路社区已帮助弱势群众解决问题31起，切实增强了服务的及时性、有效性。“智+治理”系统。在综合治理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将社区居民相关信息进行全面采集，通过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分析归类，并利用三维GIS、全区域3D 建模等技术手段，让数据多说话、群众少跑腿，实现服务管理全区域全人群全覆盖。社区干部通过手机APP信息采集端口，对辖区群众人口信息、房屋信息、五重社会关系信息进行采集，利用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自动分析归类，建成“摄像头识别、信息自关联、数据可追踪、动态随时看”的大数据管理档案，实现辖区重点人员信息精细化、党员教育常态化、党务公开信息化、志愿服务精准化。

(三)以人为本，同步发力，促进党群关系“一网情深”。在抓好党建信息化建设，强化社区智慧治理的同时，在党建引领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的精准化与个性化，实现以绣花一样的精细品质推进社区服务工作。我们始终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不断丰富线上线下活动载体，构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用有效的社会治理、高效便捷的服务、和谐友爱的氛围，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在依托系统平台对社区党员、群众知识结构、生活习惯等规律进行大数据分析研判的基础上，一方面，着力围绕居民需求配置硬件设施、提高服务能力。运用“智+宣传”系统。将大数据运用与信息化管理融入党建工作全过程，实现党员教育管理精细化、“三会一课”常态化、学习交流可视化、党建动态实时化。积极引导党员下载安装“智+党建”APP客户端，社区通过系统平台和手机APP客户端，将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准确传达到千家万户。自平台上线运行以来，累计向群众推送各类惠民利民信息102条(次)，群众申报办理各类证件、事务78件(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集中学习培训各类文体活动、社团活动，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运用“智+便民”系统。强化社区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积极协调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等各类驻社区单位党组织，整合资金、场地、人才等资源，共同参与社区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持续深化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制度，建立健全党员在社区服务清单和负面清单，在职党员定期进社区开展服务，将合格党员标准化、精细化、具体化。今年以来，由社区党组织牵头，联合各单位开展感恩教育活动，我们通过线上组织报名，线下举行活动等方式，先后开展了“感党恩、纯民风、尚实干、共奋进”感恩教育主题活动和“居民大舞台”、“文化艺术节”、全民阅读日、广场舞比赛、“我爱我家”社区卫生大整治等一系列文化主题活动，有效提升了社区凝聚力，形成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风气。现在，整个社区最大的变化就是进社区阅览室的人多了，上牌桌的人少了；孝敬老人的人多了，“扯皮拉筋”的人少了；志愿服务的人多了，游手好闲的人少了，社区氛围和谐，邻里关系融洽，居民满意度越来越高。

四、困难及问题

在贯彻落实各级组织关于创新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建设的进程中，中枢街道茅台路社区党总支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新时代社区治理之路。但在推进过程中发现，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服务创新还存在以下薄弱环节：

一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服务的力量整合有待加强。强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充分整合运用党建资源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中心。在传统模式下，社区服务区域较广，服务阵地较小，干部力量不足，基础信息不清，部门联动不好，在处理综合性社区治理问题上，党建工作在整个社区治理服务层面的引领作用还需要深度挖掘。另外，在传统的党建工作中，掌握了大量的社区党建资源，如何搭建有效平台、整合各方力量，将区域化党建资源运用到社区治理中，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

二是社区居民服务供需对接的精准度有待提高。在社区党员、党组织、共建联建单位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有效服务项目和内容与居民所需所盼存在供需上的差异，需要通过数据的分析比对，更好的找准居民需求，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期盼。如街道老龄化程度高，如何更好的提供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和设施，需要进行精准判断。

三是社区综合管理手段方式的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中枢街道位于仁怀市中心城区，街面和居民区管理压力大，通过传统的综合管理手段无法对社区街面、关键部件动态进行实时掌握。现阶段，我们只打造了一个社区，还需要全面铺开建设，确保整个城区全覆盖，才能在传统管理手段的基础上，强化智能手段的整合运用，不断提升社区管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

五、实践及启示

坚持党建引领、运用数据说话、创新社会治理，是当前创新城市基层党建内在规律、探索城市社区治理中走出的一条新的道路。中枢街道茅台路社区党建引领下智+社区治理平台的建立，在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治理服务创新中，提供了可复制模板，为大数据时代下社区党建工作提供实践参考。

(一)为社区治理服务创新提供可复制模板。中枢街道街道茅台路社区智+社区治理平台的探索，符合城市社区治理与服务的特点和规律，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更是加强社区治理精细化的重要保障，有力地推动了社区范围内的“智慧社区”的建设进程。智+社区治理平台将互联网与社区治理服务相结合，既拓展了互联网的技术应用，又为解决社区治理服务难题提供了方法创新，大数据思维下的社区治理平台的运行不仅为仁怀市的其他社区，更为现代化大城市社区治理服务提供了可复制模板，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推广价值。

(二)为大数据时代党建创新提供实践参考。基层党建承担着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的重要责任，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新形势下，基层党建最大的优势在于如何调动社区各方资源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中枢街道茅台路社区党建引领下的智+社区治理平台借助“互联网+”的思维，摒弃以党建论党建的工作方法，努力克服传统观念和手段的局限，积极推动基层党建现代化、科学化、智能化。智+社区治理平台产生的“倒逼机制”，同样对如何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一体的党建机制产生着积极的作用。平台搭建的多元沟通的渠道，构建的多方协商沟通机制，不但对推动社区治理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党组织建设也意义匪浅。智+社区治理平台模式的示范作用，必然会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党建工作创新提供更多的积极的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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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咨询-政府大数据信息库》是一个服务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决策工具，基于大数据应用支撑，推动政府开放与创新。作为政府部门必备的政策工具，安邦-政府大数据信息库适应公共管理实践，开拓工作思路，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在“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智慧城市的管理和建设中、在新兴产业的风险评估中、在探索突发事件的策略方法、以及社会矛盾预防的研究中，通过信息采集、更新、共享、融合的一整套信息体制，可以节省政府信息管理成本，辅助各级地方政府基于信息和数据进行科学的决策和预测，推动政府治理决策精细化，加快提升公共服务管理水平、管理效率，有利于各级政府机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专题内容，包括：

4宏观经济环境	4地方数据比较	4地方政策与案例	4招商引资	4高科技产业
4高层讲话	4权威专家评论	4国外案例	4国企改革	4区域一体化
4互联网+	4指数参考	4产业追踪	4地方债	4自贸区
4重大事件	4群体预警事件	4企业家黑名单	4智慧城市	4城市规划
4中国制造与工业4.0		4“十三五”规划	4一带一路	4专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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